BOB半岛试析美国战略文化的两面性

　　BOB半岛试析美国战略文化的两面性摘要：战略文化是研究战略的重要视角。独有的发展历史和地缘因素凝结成了各国血脉中流淌的文化基因，持续稳定地影响着国家战略制定的方方面面。本文以美国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对其战略目标确立、战略途径选择和战略手段建设中的文化观念进行了度分析和对比思考，力求辨识出美国战略调整中的决定性文化因素，透视其因果必然，思考其未来发展。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行战略，都会“传来一些历史的回声”1，受到战略文化的制约。因此，要理解一个国家战略的过去和现在，把握其未来，必须要知晓这个国家战略中蕴含的价值追求和思维、行为偏好。相对于战略环境、综合国力等战略的制约因素，战略文化更为稳定，不但制约着国家利益的界定，也制约着威胁的判定，还深刻影响着战略途径、战略手段选择与运用，是“贯穿”国家战略的渗透性要素，无所不在，并无时无刻的发挥着作用。

　　就美国而言，独特的发展历史及现实条件，积淀了其实用与创新、多元与包容bob半岛·体育、理想与现实等复杂的文化特质。因此，为避免对美国战略文化进行“贴标签”式地概括，有必要从一个时期内美国的战略目标、战略途径和战略手段等具体要素入手，从多个维度对其中代表性的文化特质进行深入地辨识、思考和探究。

　　战略目标是国家整体发展的总任务和总要求，规定着国家整体发展的根本方向，主要解决“做什么”的问题。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都可简单概括为维护并拓展国家利益。然而由于国家间的战略文化，尤其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存在着普遍差异，加之现实条件的制约，各国实际确定的战略目标也就有了较大不同。

　　对于战略文化中价值观念的研究，一直共生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理论范式。理想主义更为强调本国价值观的传播、模式的推广，及国际共同安全体系的构建等；现实主义则更强调对自身安全、经济和文化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以及对国际权力的渴望。美国战略文化的鲜明特点是实现了两者的有机融合bob半岛·体育，共同确定了美国“浑然一体”的价值取向。正如基辛格所指的：“许多人把道德与利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分法视作是天经地义的，而这样的二分法却是目前就国际事务进行辩论中的一个标准的陈词滥调。事实上，世上就不存在这样的明显选择bob半岛·体育。2类似的，在担任美国顾问期间，康多莉扎·赖斯也曾指出：“如何把美国利益及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则是美国战略思想的核心部分”bob半岛·体育，“利益和价值观能够相互融合，这就是所谓的截然不同的美国现实主义”3。

　　美国文化中拥有的“天命”式理想主义元素归因于美国独特的诞生与发展历史。亨廷顿认为：“美国的核心文化向来是，而且至今仍然主要是17-18世纪创建美国社会的那些定居者的文化。这一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等。”4早在美国独立之前，1620年布雷福德率众抵达“普利茅斯大岩”途中签订的，被奉为基石“五月花号盟约”，以及1630年温斯洛普前往马萨诸塞途中关于“山巅之城”的著名布道等历史事件，就已经为后来的美国文化播下了“天命”“榜样”“救世”的种子，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华丽外衣。独立后，几乎历任美国总统都背负着理想主义的“光环”，无一例外地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的榜样。即便是相对保守的詹姆斯·门罗都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类最美好的制度将有可能很快在我国实现，我们各个方面将显示出良好的秩序和高度的和谐，从而赢得文明世界的赞赏和尊敬”5。

　　进入20世纪，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终于有能力，也有机会将“理想”和“现实”真正结合起来，在谋求自身安全、经济利益的同时，开始积极探索构建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并着手将其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推广。伍德罗·威尔逊，是第一个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6的美国总统，在一战宣言中指出：美国将“为，为屈从于权势的人们，为弱小民族，为自由人民而战。”7二战前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两任总统抓住了难得历史机遇，将威尔逊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依托主导建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等组织，使美国一跃成为了“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逐渐将美国自身的利益、价值观推广和世界的领导权三者看成为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依此逻辑，美国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的界定模式，坚定地将冷战的性质定义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根本冲突”8，并进一步将传播和推广美国式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作为推进世界安全与繁荣的主要途径，而这些皆以美国在世界上的权力范围紧密相关。

　　可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分水岭，美国不仅在理论上，更是在实践中，将“现实”与“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将国家利益中的安全、经济繁荣、价值观和领导权等要素进行“综合集成”，并在诸要素间构建一套无法割裂的闭环逻辑，依此来构建美国的战略理论框架。正如尼克松总统所指的：“在不受现实主义制约时，我们的理想主义总是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在意识形态的十字军和眼光短浅的孤立主义之间摇摆。一旦同精明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美国的理想主义就留下一份领导世界的记录bob半岛·体育，这份记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任何国家不可比拟的”9。

　　冷战后，美国对其价值观和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变得空前自信，布热津斯基将此时的美国称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并认为美国已前所未有的获得了“新型霸权”10。老布什总统更是在1991年美国《战略》序言中“欣喜”指出：“美国已经抓住了几代人都没有经历过的非凡机遇——旧有模式和稳定性已经崩溃，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了。”11此时的美国已着手将其领导范围从“自由世界”拓展至全球，期望实现“现实”与“理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的融合。

　　奥巴马政府更是在“理论”上赋予了“理想”与“现实”融合的新内涵bob半岛·体育，明确将全球领导权作为维护美国现实利益与追求更宏伟理想的前提和基础bob半岛·体育。在2015年2月推出的《战略》序言中，奥巴马总统指出，“任何一个战略，如果要成功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促进美国的利益，必须基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必须领导。并且，强大而持续的‘美国领导力’对于构建促进全球安全与繁荣、尊重各国人民的尊严和的国际秩序是不可或缺的。”12领导权的实质就是利益分配的主导权，对领导权的坚守就意味着对全球利益分配主导权的把控。可见，当前美国战略的基本逻辑是：既将对世界领导权视作为优先战略目标，又看成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最主要途径，就是要通过对世界的领导bob半岛·体育，将他国利益与美国利益强制，为其谋求最大化的国家利益提供支撑。其实质是一方面认为美国的价值体系“无与伦比”，因此美国的价值观，理所应当就是世界的；另一方面认为美国是全球利益分配的主导者，因此世界各国的利益，实际上就是美国的。

　　可见，当前已无法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从美国的战略文化中割裂开来。如果非要进行界定的话，美国战略的价值倾向应当是用理想“完美”包装了的现实主义，即无论称其是将理想融入现实之中，还是为现实披上理想的外衣，亦或是单纯为了理想，或是现实，也许连美国人自己都无法分清，然而为什么要分清，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就好，那么，依旧是现实。现实中，美国总是以世界共同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坚定不移地将追求全人类的自由、平等、等说成是美国的终极目标，这无非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美国民众优等文化民族的心态，为其在国内寻求支持，凝聚共识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是将美国的“理想”强加给世界，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追求私利进行包装和提供掩饰罢了。对此，美国学者劳伦斯·达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政策是打着‘理想’旗号的变相帝国主义”，“是用道德高尚的辞藻对损人利已的行为进行解释”。13

　　美国战略文化中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高度融合，表面上为其战略行为赋予了较强的“合理性”，但同时这也为其战略逻辑注入了天然的“悖论”。对此，基辛格曾形象指出：“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14。应该说，美国这种价值取向上呈现出的“心口不一”的矛盾性，是其战略“大厦”扭曲的根源。

　　战略途径是为达成战略目标运用战略手段的方式方法，受到战略文化中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制约，主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通常一个国家在选择战略途径时，总是偏向于积极寻求国际支持，综合利用各种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的间接路线，而尽量避免运用“单打独斗”、硬碰硬，容易导致两败俱伤的直接路线。尤其是对于美国而言，认为应当与殖民时代的世界强国有所不同，更期望通过在世界经济、和安全领域“建章立制”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领导和管理。然而，各国的利益本就存在着普遍差异，美国也不可能真正代表其他国家的正当利益诉求。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介入，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无非是增加了一个不应有的利益诉求方，并试图以仲裁者身份，主导利益的最终分配，这往往只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并为最终解决问题设置障碍，增添麻烦。长此以往，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和对立，致使美国战略在具体推进中bob半岛·体育，往往“”选择更为孤立、更富军事色彩的直接路线。因此，主观愿望是一回事，现实抉择却又是另一回事BOB半岛。

　　具体来看，“间接路线”思想是利德尔·哈特在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深刻反思后而提出的。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主张的“直接路线”进行了批评，反对将“战斗作为战争的唯一手段”，反对将“消灭敌人军队”作为赢得战争主要途径15，并指克劳塞维茨“剥夺掉了战略上的桂冠，并将军事学术变成了大量的‘技术’”16。利德尔·哈特倡导的间接路线则强调和平时期对于战略态势的塑造；强调对军事和非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强调重点要使对手心理屈服，而非单纯肉体上的杀伤；强调不仅要赢得战争的胜利，更要赢得战后的持久和平。并指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17可见，直接与间接路线的不同选择背后体现的是战略决策者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差异。

　　二战结束后，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思想在美国国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对美国而言，此时在全球拥有的军事基地数量显著增多，经济、和军事影响力得到全面提升，国内孤立主义的思想也被罗斯福总统“赶下了”统治地位，可供整合的资源，可动用的手段，及可利用的盟友均空前增多，这为美国全面实践间接路线思想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二战后，美国的决策者在制定战略时，从愿望上往往更倾向于“效费比”更高的间接路线，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进行直接军事干预。如在系统阐述“遏制战略”的68号文件中半岛BOB，美国政府首先将“发展健康的国际社会”与“遏制苏联”在了一起18，并提出了一揽子涉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领域的完整解决方案，计划对苏联进行持续遏制和围堵。文件中确定的战略目标顺序集中体现了间接路线的基本原则，即首先是遏制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爆发；其次是积极遏制苏联影响力的拓展，并力求通过对战略态势的潜移默化改变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最后，才是选择与苏联的直接军事冲突，甚至是核战争。

　　冷战结束后，美国获得了更为优越的战略地位，从表面上看，此时的美国政府依然将间接路线作为优先选择。如克林顿政府1997年推出的“塑造、反应和立即准备”军事战略中，优先突出的就是军事力量的塑造功能，强调“美国武装力量将充分利用其固有的威慑性及和平时期的军事参与活动，来积极塑造国际环境。美军的塑造功能，能够促进稳定，防止和减少冲突和威胁，并能够遏制侵略和暴力行为，从而强化维护和平的各种国际机制。”19然而，从战略的实际执行来看，却与之前的战略构想存在着较大差异bob半岛·体育。随着总体实力的提升，美国正变得越来越“骄傲自大”，美国的决策者也越来越倾向于“美队是一把令人恐惧的锤子，那么，所有的难题都应该是一颗钉子”。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报告统计，自1991年至2010年的20年时间里，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次数高达116次之多，大约每年出兵5.8次。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总数约52次，平均每年仅为1.1次。20而克林顿政府，也以“避免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为由，领导北约进行了科索沃战争，给南联盟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并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小布什总统奉行的“单边主义”更是对直接路线做了最好的诠释。以伊拉克战争为例，2003年3月20日，小布什政府携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之余威，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最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小布什政府给出的直接理由是伊拉克寻求大规模杀伤武器，并支持国际恐怖组织，而这些理由时至今日也未得到证实。反而，小布什总统在2002年和2003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却道出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小布什总统从伊拉克社会制度和萨达姆统治的角度，将伊拉克定义为“轴心”和“流氓国家”，并指：“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时，就是伊拉克获得解放之日”，“美国将领导同盟一道，去解除萨达姆的武装。”21也就是说，改变伊拉克的社会制度，进而获得对伊拉克的主导权才是美国更为真实的目的。因此，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授权bob半岛·体育，以及法国BOB半岛、德国，包括土耳其等主要盟国表示不参与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发动了一场“十字军东征”式的战争，最终致使伊拉克陷入持续混乱，并沦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安全、、和平与繁荣，这些小布什当时许诺的愿景，至今仍遥遥无期。对美国自身而言，也并没有从伊拉克战争中真正获益。

　　奥巴马上任后，对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和“过分突出军事手段”的倾向进行了及时修正，强调必须“对美国的军事领导力进行重新定义”，以适应当前纷繁复杂的战略环境。所谓重新定义，是指美国要“综合运用各种直接和间接领导方式，充当推进者、赋能者、召集人、保护人——有时可能皆而有之”22。可见，奥巴马政府认为“领导力意味着更明智地运用武力BOB半岛，应团结全世界的力量实现伟大的目标”23，更倾向于将美国的身份定义为“世界警长”，而非“世界”，更希望选择间接的方式领导世界，更强调要充分发挥盟国和利益相关国的作用，共同为美国达成战略目标服务。

　　然而，就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而言，在经济、外交手段收效甚微的前提下，军事手段再次成为美国政府最为仰仗的手段。从该战略推进后果来看，美国再次成功成为“麻烦的制造者”，“军事化”已然成为亚太地区的关键词之一，军事热点明显增多，领土、海洋权益的争端日趋激烈，各国的军费普遍上涨，以军事手段解决国家矛盾的意愿显著上升。尤其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作为二战祸端的发起国及战败国的日本，已经在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解决国家间矛盾，如果错误地将对抗方式、军事手段作为优先选择，不仅难以达成目的，而且往往会陷入“对抗-战争-培育新的战争企图-更大规模战争”的恶性循环。

　　从根本上说，美国政府对于直接路线和间接路线的两难选择源自于其独特的国家利益判定。美国坚守的“救世”思想，以及“美国至上的国家利益观”，使其逐渐将价值观的全球推广和世界的领导地位纳入了国家利益的范畴，并细化成为具体的国家战略目标BOB半岛。在实践中，美国对于世界领导权的坚持，就意味着其他国家内政将受到干涉，正当的主权权益将让渡；美国对于价值观的传播，就意味着其他国家人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将可能受到外力作用而强制性遭到改变。而这些显然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日益追求平等、追求自主，尊重差异、尊重多样化的时代潮流相悖，也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和。此外，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方式的选择通常会变得更加艰难，且难以奏效。最终结果必然使美国在政策选择上总是呈现出所谓的“双重标准”，即往往以非的方式推进半岛BOB，以非平等的方式追求平等，以非和平的方式赢得和平，不但难以自圆其说，而且还总是事与愿违。因此，战略目标本身的不切实际和遥遥无期，从根本上决定着美国战略途径、战略手段选择上的捉襟见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总是“”选择直接路线的深层次原因。

　　战略手段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工具，主要解决“用什么做”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片面强调了军事技术发展对于战略手段建设和战略力量发展的决定作用，却相对弱化了对国家战略中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关系格局下，如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如何确定新型的国与国相处之道，如何选择合理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如何确定军事手段的适用范围等问题的研究和思考。致使当前美国的战略目标、战略途径和战略手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并使美国战略手段的建设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美国战略中“技术制胜”思想源自于“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实用主义在对待真理的看法上，秉持“有用即真理”的真理观；在实践中，坚持讲求实效、弱化原则的方。受其影响，在科学研究领域，美国人倾向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重事实而轻理论”，“不在乎演绎逻辑”，“应用科学备受青睐，而抽象思辨的研究几乎没有市场。”24以至于托克维尔曾指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25。反映到军事领域，美军则更为奉行技术致胜，以及衍生而来的战术致胜思想。正如美国学者曾指出的，“在长期冲突中，技术战是一场决定性的斗争。技术战的胜利能给其他各方面造成绝对优势。”26基于以上原因，一方面，在军事技术创新上，美军一直压力与动力并存，近百年来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样的，在作战理论创新方面，美军有各种“细致入微”的联合及军种作战条令，并强调没有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打得赢就是真理；另一方面，美国虽不乏战略理论，但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赢得作战，如何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很少指向真正赢得战争，赢得长治久安的和平，即便是有，通常也会被决策者们选择性剔除。

　　技术制胜思想对美军建设和战略选择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美国防部提出的三次“抵消战略”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美军认为的前两次抵消战略，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即美军将借助于核武器、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等装备的研发优势，力求核打击上对苏联保持压倒性优势，以弥补美军常规军事力量数量上的不足；另一次则是上世纪70年代，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副部长威廉·佩里提出的抵消战略，即美军将借助于精确制导技术、隐身技术、远程侦察监视技术、导航和通信技术等的发展，并辅助于强大的作战行动集成与管理能力，以弥补当时美军在常规、核力量数量上的双重劣势。2014年9月，时任国防部长的哈格尔沿袭了以技术创新弥补所谓战略劣势的基本思路，提出将积极推进“第三次抵消战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BOB半岛。具体来说，美军计划借助于无人作战、远程隐身空中作战、水下作战等相关技术的发展BOB半岛，及对复杂军事系统的集成与管理的独特优势，构建全新的“全球监视与打击网络”，以抵消“颠覆性技术和毁灭性武器”的快速扩散，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全面军事现代化”带来的战略风险。27

　　然而，高新技术的发展让美军饱尝“甜头”的同时，也为其军队建设增添了“扭曲性”的压力bob半岛·体育。技术上的强大创新能力，往往会使美军将战争中的被动局面简单归因于军事能力上的差距，并最终归结为军事技术创新上的不足，进而专注于在技术装备领域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试图通过技术BOB半岛、军事转型，以获得更为强大的军事能力，帮助美军摆脱战争中的困境。例如小布什总统在2001年12月11日的演讲中BOB半岛，不但将“加速军事转型确定为美国当前的第一要务”，并指出：“我们需要在打赢当前战争的同时，建设未来的部队。这就像你在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驱车前进的同时bob半岛·体育，要对发动机进行大修一样”。28很明显这是将成功进行军事转型与赢得反恐战争直接画上了“等号”，而这从一开始就使美军信息化建设背负上了不应有的压力。近年来，美军有相当数量武器装备的研制步履艰难bob半岛·体育，有些甚至下马，如“陆军未来战斗系统（FCS）”“ABL机载激光器”“十字炮系统”“科曼奇武装直升机”等，大多与战术指标确定过高，在技术发展上难以实现有关。

　　类似的，技术制胜思想还导致美军不恰当的将作战理论提升为战争指导理论。例如，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对于“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2001年10月bob半岛·体育，美联合部队司令部出台的《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中就曾指出：“快速决定作战的原则可以应用于各个层次的军事行动”，“可直接打击恐怖实体或者影响和威逼地区性强国，或者在必要时将其击败或更换不符合我们期望的政权”等29，将快速决定性作战描述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依照这一理论，美军通过“斩首”“震慑与畏惧”等一系列“泰山压顶”式的军事行动，很快就赢得了伊拉克战争主要作战阶段的胜利。然而，众所周知，此时才是噩梦的真正开始，伊拉克已经注定成为美军挥之不去的梦魇。此后，一位美军中校曾戏谑地批评道：“快速决定性作战为快速决定性作战洒下了一个包罗万象却又构造拙劣的天罗地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寓言中那头能产奶、能下蛋、又能产羊毛的无所不能的猪”30。

　　可见，表面上美国十分强调“道义”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并通过宣扬“和平论”“高于主权”“主权有限”等论调，总是会为其发动的战争寻找到合理的借口。然而借口终归只是借口，道义背后仍然是美国对“排他性”绝对国家利益的执着追求，而美国对绝对利益、绝对安全的追求势必意味着人类社会共同安全、共同繁荣的“长远道义”将受到真正损害。基辛格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就意味着所有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31而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也一定不会使美国最终得到真正的安全bob半岛·体育。

　　回顾二战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无论是在越南、朝鲜，还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或是在当今的叙利亚，美军在越来越强大同时，却变得越加难堪大用，几乎未用军事手段真正赢得过一场战争，进而最终达成国家的战略目标bob半岛·体育。显然这并不能说美军还不够强大，或是其军事技术、武器装备还不够领先，而应首先解决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合理确定军事和战争手段的“力所能及”的用途及选择“恰当”的运用方式。技术和战法创新对军队建设，乃至战争胜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技术和战法创新并不是军队建设所应关注的首要问题。军队建设，首先要解决该不该打、与谁打；其次是该怎么打；最终才落脚到军队该怎么建。如果战略决策出现了偏差，如同美国错误的将军事手段作为解决国与国矛盾的优先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那么，单凭发展几件新装备，或是创新几种新的战法，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这种宏观决策上的失误。因此，对于战争胜负问题的把握，不能仅停留在军事领域，还应上升到与发展全局的高度，并充分认识到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存关系，真正秉持“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思想观念。唯有此，才能科学筹划战争与和平问题，才能使军事力量发展与运用走上正道。

　　首先，美国将会对我国进行长期战略遏制和围堵。战略文化是影响战略制定的最稳定、最关键性制约因素。无论是美国政府的更迭，还是各类突发事件的影响，因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地位，相当长时间内，美国都很难消除对我国的战略顾虑，甚至是敌意。正如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战略》序言中坦言的：“即使在面临紧迫性挑战的时候，我们也应寻求历史性机遇，对亚太实施再平衡”32。其次，美国战略要素间的固有矛盾将会持续加深。美国战略中秉持的文化基因，注定了其战略逻辑中的“先天不足”，结果必然与以往的霸权主义和殖义一样，再怎么精心设计、选择战略途径，也难以填补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间日益拉大的鸿沟，最终必因无止境的霸权野心和无休止的扩张行为，使国家机器不堪重负而走向衰败。再次，对美国战略文化中的合理性成分应加以汲取。二战后，在实用主义的指引下，美国经过多次改革与调整，构建起了一整套精确的、实用的战略管理机制，覆盖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评估的方方面面，体现了信息时代战略管理的一般规律，必须认真研究和借鉴，并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的战略规划机制。综上，对比美国的战略文化，我们更应增强信心，传承并弘扬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2[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凌建平译，美国的全球战略[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328页。

　　3[美]康多莉扎·赖斯著半岛BOB，刘勇军译，无上荣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2014年，278页。

　　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BOB半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36页。

　　6[美] 史蒂文·E.海沃德著，方鲁娜、张文倩译，总统记：从威尔逊到奥巴马[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55页。

　　7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修订版）[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99页。

　　9[美] 理查德·尼克松著，刘庸安等译，只争朝夕[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297页。

　　10[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页bob半岛·体育、4页。

　　15[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一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34页、43页。

　　16[英]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略论[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477-478页。

　　20以上数据源自于：韩庆娜著，武力与霸权：冷战后美国对外军事行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23页。

　　25[法]托克维尔，董国良译，论美国的（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569页。

　　26斯蒂芬·波桑尼、波尔内利著，技术战略[M]，转引自[美]约翰·柯林斯著，大战略[M]，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8年，375页。

　　27[美]罗伯特·马丁内奇著，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译，迈向新战略:利用美国优势恢复全球力量投送能力[R]，2015年，201501/23/1664.htm。

　　29[美]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2.0版）[R]，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译编，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4页。

　　30[美]詹姆斯·伯宁，快速决定性作战：现代作战的皇帝新衣[J], 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译编，快速决定性作战构想[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