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与世界做生意：跨境电商平台的全球数字缔合实践——基于基础设施可见性不可

　　BOB半岛与世界做生意：跨境电商平台的全球数字缔合实践——基于基础设施可见性不可见性的视角数字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全球流动变为一种低成本的常态化存在，在经济和的双重助推下，跨境电商逐渐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实践方式。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福建的一家跨境电商公司为例，从基础设施研究视角出发，洞察跨境电商平台、人及数字资本运作的缔合关系。本研究认为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对媒介基础设施的研究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因此按“经验/理论”的类型化原则将可见性/不可见性的分析框架提炼为：视觉/物性、感觉/意识、规制/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探讨可见性/不可见性的具体面向和指涉维度，以丰富这一概念的理论层次和学术肌理。鉴于物的表面特征与系统内在运作结构的分离，本研究进一步指出物质性结构的技术系统具有自创生特点。同时，技术系统依赖“商品数据化”与“数据商品化”的互相转化，对商品经济形式及现实社会产生了基质性影响，造就了平台基础设施实践中经济活动的属性变革。

　　2020年4月中下旬，国家发改委对“新型基础设施”具体内容的明确界定让这个预热了近一年半的新提法切实落地。“新基建”被概括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与创新基础设施。其中，以5G、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算法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此次“新基建”的热门。1政策利好使得国内互联网企业摩拳擦掌，有着成熟电商体系的阿里巴巴率先进军跨境电商市场，收购了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平台“莱赞达”（下文统称“Lazada”），并快速占据东南亚电商在线流量排名榜单第一，成为东南亚访问量最大的平台。2相较于境内电商，跨境电商包含了国际物流、语言、跨境支付、数据交换、报关等更为庞大的运作结构，关涉复杂的地缘，跨境电商平台也因此从单纯的功能性技术演化为全球性基础设施，缔合了全球资源的联结与流动。那么，作为一种技术实践，跨境电商平台如何发挥基底性功能，进而成为全球经济流通的基础设施？技术作为一种隐而不见的结构，其运作逻辑是什么，是否暗含隐蔽向度？本研究试图以Lazada平台为切入口，探讨平台的界面特征与内在结构统合的过程及其逻辑，得出可见性/不可见性的分析框架。

　　自上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开始关注基础设施与社会建构实践之间的生成关系以来，人文学界逐渐出现了“基础设施转向”（Larkin，2013）。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基础设施的研究开始扩散到信息科学领域，“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成为计算机领域的流行术语和探讨热点，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如今，移动互联终端、平台及各类大型数据库构成了现下社会运转的背景环境，媒介已经成为世界的基础设施，构造了社会总体运作与主体感知意识（彼得斯，2020：39-40）。这点在全球平台实践中有着显著表现，数字化平台正在不断将人、技术与社会裹挟进平台装置中，使得平台呈现出“再基础设施化”（re-infrastructure）的特征。因此，媒介基础设施研究与平台研究间的关系是十分模糊的。前者侧重对社会技术系统的描述，包括电网、交通、信息等技术之间的联结，而后者更强调探索平台的内容、功能、设计等面向，二者间存在相互交叉的研究目标，并形成了互补的研究视野（Plantin，Lagoze，Edwards & Sandvig，2018）。

　　当低门槛信息基础设施催生了“平台社会”之后，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平台作为媒介本体的问题，Larkin（2013）甚至提出了“基础设施本体论”，强调基础设施既是事物，又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应侧重考察技术与“物”的本体关系性及平台“中介化”产生的结构关联，如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所形成的“人-物”“人-人”关系，强调平台技术物下的“连接”功能与影响，这一路径的研究凸显了互联网、算法和平台研究的“结构性”张力（Johnson，2021：63）。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与其对二者作出“区分型”探索，不如采取“融合型”视角，将平台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关注其异构组件（Abbate，1999：83；Kahin & Abbate，1995：7；Kahin & Keller，1997：251），通过集合两种研究的取向对当下的平台问题加以辩证性分析。在此学术语境和理论背景下，本研究将跨境电商平台Lazada作为具体的互联网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并试图在这一路径中贡献更为具体的分析框架。

　　具体到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框架性内涵和外延上，张磊和贾文斌（2021）的理论性文章回应并拓展了“基础设施本体论”的讨论，认为“互联网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具有基底性意义的理论框架，它包含物质性与社会性、嵌入性与基底性、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象征性与情感性、关系性与公共性以及历史性与空间性六组概念。本研究认为最具有辩证色彩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特征是理解基础设施内涵及其本体的关键。通常认为，可见性（visibility）指能被看见及能被感知的（Thompson，2005），戴扬认为可见问题与公民被看见以及赋予可见性的权利有关（Dayan，2013）。“可见性”是詹姆斯·吉普森（James Gibson）所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的伴生性词汇，随着该理论的发展，诺曼、拉图尔等对这一概念加以延伸，并出现了“技术可供性”“可见与不可见之辩”等探讨。可供性包含可见性、可编辑、可持续、可联系的四种面向（Treem & Leonardi，2013）。其中，作为关系的技术可供性一般由可见性来体现，因此可见性是传播技术的可供性之根（root affordance），即传播技术都围绕着可见性进行功能设计（Leonardi & Treem，2020；高艺，吴梦瑶，陈旭，孙萍，2022）。Cotter直接将平台中的技术系统称为“玩可见”（playing the visibility game），指出平台通过算法、数据建立“游戏”规则，实现平台与主体的关系协同（Cotter，2019）。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研究中，“可见性”还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的双重向度上形塑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规制逻辑（束开荣，2021）。

　　现有文献中，最为聚焦的是一篇概览性文章，作者探讨了互联网基础设施可见性与不可见性所涉及的研究语境、理论问题及总体趋势（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具体到经验研究，以可见性为视角的研究分为三个研究路径：一是可见性的量化（陆晔，赖楚谣，2020）；二是可见性的公共性（孙玮，李梦颖，2014）；三是对可见性进行社会权力分析（周葆华，2022；蒋晓丽，杨钊，2023）。事实上BOB半岛，要厘清“可见性”概念的驳杂取向，可以从以福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批判话语路径及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视角中，辨别持认识论态度和持存在论态度的学者们对“可见性”理解的分野。前者关心知识构型对人视觉活动的影响，后者强调应该把“看”从“认识”层面还原到“意识”层面，因此，他们在“看”是“认知”还是“感觉”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对峙。但不论是知识主导人的认知，还是感觉内化造就了人的意识，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坚持了主体对视觉活动的主宰，忽略了“看”的中介即媒介技术的主导。何以调和这种认识论和存在论的矛盾？一个可能性的答案是回归媒介本体进行讨论。媒介技术物会形塑新的“不/可见性”，造成了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见性困境（谢卓潇，2023）。因此，当我们转向从“本体论”角度考察可见性时，就会浮现与上述争议截然不同的视角：跨境电子商务看似是一种贸易方式，实则是一种依托数码物进行数据交换及资源调转的技术系统运作，要洞悉其核心逻辑，必须要回到可见性的本体论层面，将可见性问题视为一个阐释的社会逻辑的基本范畴，这也是本文的切入路径。

　　相较于媒介的硬件、界面、应用操作等可见部分，数据、算法和编程通常以不可见的方式隐匿在后台，但恰恰是这些不可见的部分，主宰着平台基础设施的核心运作和技术实践，并改变着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例如，算法作为一种数据处理方式重新配置了系统的运行方式，促成了新的技术治理形式和资本积累（Kitchin，2019）。本研究所涉及的跨境电商平台，不仅展现出全球价值链物理分布和产业结构的革新，还体现了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据的跨境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黄鹏，陈靓，2021）。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数据正从生产结果逐步演化为核心生产要素，这不仅意味着数据同劳动、知识、管理、资本和技术等传统五大生产要素一样，被投入生产过程，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还表明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不只是生产要素种类或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现有生产要素间更密切的交互关系（谢康，夏正豪，肖静华，2020）。

　　过往关于平台基础设施与数据、生产关系之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面向：第一，从经济理论层面讨论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理论机制、运行机制和价值形态演进过程，指出需要促进数据流动、实现数据价值化（李海舰，赵丽，2021）。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使用数据来设计产品和组织生产流程，使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结构变革的主要驱动力（Haucap，2019）；第二，从效果层面概括平台数据对现实生产中贸易成本、规模结构、流通环境的影响（鞠雪楠，赵宣凯，孙宝文，2020）；第三，从批判层面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数据完全被资本家所占有、掌控、支配时，会导致数字化生产的不公正不合理（王淼，向东旭，2022）。尽管这些研究奠定了平台数据与生产关系变革关系的研究基础，但鲜有文献深入后台分析数据系统的运作和“技术黑箱”的生态逻辑，忽略了对数字平台催生生产关系革新的详尽探讨。究其原因，平台数据运作大多处于后台场域，对普通用户而言更多地表现出“不可见性”，尤其在商业领域，这通常是战略性资源和商业秘密，也就导致了平台研究者进入田野开展调查的困难。

　　数据运作的目的往往不是中立的，它创造价值和资本，以某种方式引导行为和构建偏好（Kitchin，2019）。以Lazada跨境电商为例，后台仅对跨境商户、平台工程师以及互联网公司开放，这意味着数据交换、流量分配、物流换单以及店铺排序等运作机制都被界面所遮蔽。在此，数据技术实践的可见性关系表现出不对称性，从而导致了消费主体的利益错配和认知偏差。

　　因此，基础设施的不可见性不仅表现出“后勤型”特征，还显现出以下内涵：其一，从技术层面看，本文所涉的跨境电商平台不同于传统电子商务，其运用数据可供性特征将数据资源配置于不可见技术流动过程中，内化了数据可见性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只有通过可见性视角才能洞察其核心逻辑；其二，从地缘层面看，跨境电商平台参与了全球资本分布和产业结构的布局，通过技术的隐蔽运作联结了全球的异质性地方、时间与空间，关系到国家战略蓝海布局的媒介想象、商业利益和普通民众的媒介使用和消费权益，可见性理论为本研究厘清复杂的指涉和逻辑提供了启发；其三，从理论层面上看，本研究在经验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多层次的可见性/不可见现象，认为其应该作为社会研究的一种基本范畴，现有研究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对可见性的讨论层次还尚未进行范式性阐述。基于此，本研究从“可见性”的本体论视角出发，探讨平台基础设施可见性/不可见性问题的具体面向、指涉维度和分析框架，以期丰富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论层次和学术肌理。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研究者于2021年11月至2023年5月，对福建的跨境电商A公司进行深入调研并学习平台运营。数据收集时间集中于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2022年11月至2023年5月再次进入田野获取补充材料，本研究的问题为：

　　第二，平台作为一种技术物是如何缔合数据、人、全球物流体系与数字资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一基础设施对商品经济形式及现实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研究所聚焦的平台Lazada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聚合了支付、物流、信息、娱乐等功能，主要面向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六个国家。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于传统电子商务以平台为中介进行货物的网络销售，Lazada是一种借助资源转化的虚拟商务运营。用访谈对象的话来说，他们正在做一门“令人惊掉下巴”的买卖：“可以说这基本是一个不要什么成本的生意，不需要囤货，不需要采购，不需要仓库，不需要租金，在家就能做这个生意， ‘空手套白狼’”（ KW，2021年11月18日）。KW所说这种运营模式在电商行业内被称为“无货源模式”，指的是经营者向外采集店铺所需的货源商品，根据市场价格、经营意愿对商品批量加价，上架到自己的店铺。当有买家下单时，卖家可通过上家店铺采购，从而赚取中间差价。此模式中，卖家无需进货、囤货与发货，仅通过技术操作便能顺利完成交易。

　　那么，到底如何实现“空手套白狼”？其核心在于后台存在一个大型模块化、集成化的流程系统，汇合了复杂的数据、人、全球物流体系及数字资本的运作关系。在平台结构上，一套完整的跨境电商运营架构结包含可见的前台“Lazada”（界面）与不可见的后台“莱赞”（系统）两部分，前台对买家用户可见，即日常消费购物的APP用户界面，而后台则链接卖家和运营商。如笔者所绘制的Lazada运作逻辑结构图（图1）所示，相较于平台的视觉/物性不可见部分，可见部分仅仅是整个平台架构的冰山一角。买家在可见界面完成订单创建后，庞大的货物流转与平台技术嫁接则在不可见的外包程序、插件组合及数据调度中开始齿轮式运转。为了更为详细地分析平台技术在不同维度所形塑的基底性意义，本研究按“经验/理论”的类型化原则将可见性/不可见性分为：视觉/物性、知觉/意识、规制/意识形态三个层面，论述中介物、人的感官以及制度规则所产生的基础性遮蔽（infrastructural concealment）。

　　在形式结构上，平台界面的物性是引导买家购物的先行条件，界面是文本内容的表征。从视觉上看，Lazada作为阿里巴巴旗下平台，在界面设计上移植了国内以淘宝为代表的传统电商营销模板，例如在页面上方三分之一的视觉中心位置设置商品按钮，下方三分之二处根据算法展示推荐商品并吸引消费者注意。这种界面布置与传统电商购物体验毫无二致，使买家认为Lazada的运营依旧是实体发货模式。而实质上，如图1所示，从“订单创建”的环节开始，跨境电商的交易过程就已经遭遇了技术“黑箱”（black box）的吞噬。买家创建订单后，卖家要做的并非从实体仓库中拣货发货，而是通过图片扫描、商品对比等方式在“速卖通”“1688”“拼多多”“淘宝”等渠道上匹配外观与性能相同的商品，并选择价格最低的同款商品下单，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当不可见的技术框架被嵌套进可见界面时，买家对购物平台的理解被习以为常的应用操作所遮蔽了。

　　其实我们在链接采购过程中，都是从其他地方“盗”来的图片，图不是我们的，货也不是我们的。都是通过系统自动在海量数据当中匹配，相似的给你都列出来，我们连看都不用看上家的货长啥样，因为它的图可能也是盗来的，我们看哪个货源便宜直接点采购就是了。（KW，2022年1月16日）

　　也就是说，平台媒介使什么“可见”，研究的是平台的物质属性，侧重媒介的功能性；而平台媒介使什么“不可见”，研究的是平台的关联属性，强调媒介的关系性。因此，讨论可见性问题实际上是对不可见性的解蔽。卖家之所以并不关心货物实体的品相，是因为作为实体的货物被埋藏于茫茫的程序比对和数据筛选洪流之中，技术物成就了能指（图片）和所指（相应货物）的互相指涉，成为确立商品交易关系的一切。当卖家采购之后，货物会由上家卖家通过前端物流，如中通、韵达等配送到Lazada国内中转仓，随后通过技术接口将数据传输到后端物流“嘉吉猫”，完成国内备货。“‘嘉吉猫’是一个中转仓库，货采购完先发到“嘉吉猫”仓库，它的作用是将原快递面单撕掉换成Lazada的面单，客户是从Lazada平台买的，你看到的东西就得是Lazada的。”（LH，2021年12月1日）

　　同理， Lazada境外用户注册的“本地店”也遵循类似操作。后台软件的销售客服这样解释：“我们采集本土非预售的产品上架到自己店铺，出单了通过软件去采购，发到我们在当地的合作仓转换面单，一单费用3块人民币BOB半岛，然后仓库会帮您送去官方物流点。”（KF，2022年11月16日）由此可见，视觉/物性的视角让“物”本体的内涵得以重新显现：原本在可见前台承担零售业务的“速卖通”“淘宝”“拼多多”在系统模块组接后，转化为不可见的后台 “供应链”；“嘉吉猫”这类后端物流不再只承担可见的货物运输任务，而是作为一种中转节点和仓储节点靠撕换面单赚取利润。平台数据的无限链接和跳转被化约为扁平的可见界面，从而隐匿了后台的不可见操作。购物平台的能见度由“人-物”关系转变为“人-物（界面）-物”关系，通过网络页面的层层跳转，引导买家下单、付款、追踪物流直至收货。整个流程中，跳转按键、支付页面、“物流出仓-通关-妥投”等文字使买家认为每一个步骤都具备能见度意义上的可见性，殊不知技术物层面的人与平台关系早已陷入一套更具隐蔽性与复杂性的网络系统中。

　　本研究认为，知觉/意识层面的可见与不可见不在于视觉的能见度，而在于人们使用媒介时下意识的感知程度。在这个层面上，基础设施表现出了现象学特征。从知觉意识出发的可见性指的是基础设施形成后，不为人所注意的特性只有在出现故障时才作为日常生活后台得以显现（Star，1999）。当基础设施系统正常运转时，我们会根据生活惯性选择性地忽视它或“视而不见”，“让人忘记其存在”是基础设施的关键特征（彼得斯，2020：42），这种特征通常也被看作是媒介基础设施的“不可见”（invisible）或“透明度”（transparency）。

　　具体而言，Lazada界面的图像、话语和符号等文本形式和内容，构成了用户感知的生成性条件。从视觉上，不同于著名跨境电商平台美国亚马逊的实用主义美学逻辑， Lazada的界面设计以紫色、白色和艳红色为主色调，浓郁的色彩暗合了东南带风情的视知觉心理，使消费者沉浸在火热、躁动的东南亚地方文化中。由于无货源供应模式的隐蔽性，Lazada在商品列表上并未对国内采购来源和采购方式进行区分，消费者就会按照传统认识将所有货物视为平台自营的产品，而东南带风情的视觉设计则引导消费者想象这些商品就是为东南亚跨境贸易而专门设置的。物理感知领域与认知密不可分（Brighenti，2007），平台的视觉传导影响了用户对商品的认识，可见性/不可见性从视觉感受逐渐演化为知觉感受。在此，可见性问题展现出了美学/感知特性，即视觉观看被作为理性认识的前提，这一点自柏拉图将眼睛分为“肉体的眼睛”和“心灵的眼睛”开始就成为美学、哲学领域对人类器官秩序分级的依据。柏拉图认为，心灵的眼睛用思考和认知弥补了肉体的眼睛无法全视的盲点，从此奠定了视觉器官的重要性，这成为现代社会科学中视觉中心主义逻辑的基点。因此，从学科脉络范畴上看，可见性处于美学 （感知关系）和 （权力关系）两个领域的交叉点（Brighenti，2007）。

　　除了视觉感受半岛BOB，作为媒介基础设施的Lazada在后台系统语言上也让用户产生奇特、微妙的自我意识体验。买家打开应用后的第一个设置便是选择地区与语言，根据规则，同一商家可同时加入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6个国家的站点，为了解决语言困境，后台嵌入了转译功能，卖家可选择系统自带的或自己常用的翻译插件进行瞬时翻译，以减少跨区域、跨国家、跨地区交流的语言阻碍。

　　这个后台系统很厉害，选中对话系统就会自动翻译，搞得我都忘了自己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的人了，现在居然能跟好几个不同语言国家的人做生意半岛BOB，交流起来游刃有余，对自己有种迷之误解……但也有一点坏处就是，有时候翻译插件崩了，今天就没办法处理信息，业务停摆了。（LH，2022年2月1日）

　　语言插件作为系统模块的一部分，其“选中即可翻译”的成熟设计使卖家极易上手，产生了对自我语言能力的“迷之误解”，卖家无需消耗精力解决语言困境的极致快感使其具备了不可见性的特征，“游刃有余”的转译体验更是强化了技术本身的“透明性”（transparency）。从技术架构层面而言，语言插件并不是后台系统中最重要的模块，甚至只是众多插件中技术最为单薄、原理最为简单的一种，但它一旦崩溃，商户就会意识到其重要性。在此，原本“不可见”的语言插件作为一种媒介物显露了其“可见性”。这种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犹如技术幽灵，钳制着人与环境的平衡关系，影响着人们的感知、观念和行动。

　　社会和人在媒介的表现形式中形成新的关系，媒介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指涉。从知觉层面上看，媒介基础设施不可见的原因之一在于媒介物质的“透明性”，一方面，Lazada跨境电商上丰富的商品信息使得媒介本身被不断透明化，遮蔽了支撑平台运转的算法程序与技术体系；另一方面，Lazada所构筑的媒介物质环境，使平台本身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场域，造就新的媒介逻辑和文化意涵。由此，数字基础设施重塑了我们对技术环境的感知方式。

　　本研究认为，相较于物质层面与感知层面，规制/意识形态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具有解蔽基础设施隐藏逻辑的纵深向度，剑指隐含意识形态内涵的制度性政策、规划、规定等可见文件是如何摆置基础设施属性的，进而影响不可见的社会治理、人际交往、经济实践及文化体系。相较于互联网平台，跨境电商平台往往显露出更为浓厚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气息，勾勒了复杂的地缘、地缘经济版图。这一点在Lazada的准入门槛及注册规则上有显著体现，以交易过程中的“身份圈地”现象为例，Lazada的店铺可以分为“跨境店”（由东南亚以外的卖家运营）和“本地店”（必须用东南亚公民身份注册），根据官方规定，中国跨境卖家必须拥有中国注册的合法企业营业执照，而一个公民注册的企业营业执照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个体只能注册极少量的跨境店。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同一个卖家手中可能拥有几十家到几千家不等的店铺。

　　如果真的只用一个营业执照开一家店，就是非常落后的运营模式和老旧的思维，就像早年淘宝那种花很多精力维护一家店，这种思维的话干脆不要做了，根本没效率赚不到钱。现在都是做“店群”，一样的批量上架到所有店铺，提高曝光率，买家搜到你的概率就提高了。（LH，2022年3月16日）

　　这个运营逻辑意味着，尽管买家搜索商品时，界面上会出现几十家店铺售卖同款商品，但背后的卖家都是同一个商户。那么，商户如何超越可见的规则“开”出这么多家店铺成为店群模式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店铺是可以买卖的，没有店就跟有店的人买。”（KBD，2022年5月12日） “很多’本地店’其实都是中国人在运营，也是用无货源模式，甚至连货都是从‘虾皮’（东南亚本土知名电商平台）上采购换面单发到买家手里，根本不是跨境商品。”（KBD，2022年6月12日）

　　至此，我们发现，平台规则对注册要求的限制，反而刺激了“身份圈地”现象，想开设店铺必须占有足够多的企业营业执照，那么必须占有足够多的“人”，也就说跨境电商的产业链中，货物交易只是商业结构中可见的表象，身份、国籍与数据皆可以转变为数字资本，成为跨境电商产业链中隐秘却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平台治理角度而言，“店群模式”显然是一种泛技术化的黑箱操作。Lazada也曾经出台相应政策打压店群的虚假扩张，毕竟店群模式存在图片和货物不匹配的风险，文本间的连续性盗猎引发了一系列版权问题。但在商户看来那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隔靴搔痒”。“一个人手里有几百家店，卖家怎么可能一家一家去上传真实信息？如果真觉得店群模式有问题，要在技术上进行封锁也很容易实现的，就规定同一个网络IP只能申请几家店，你就没办法搞店群了。”（KBG，2022年1月6日）

　　事实上，访谈对象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Lazada《服务条款》对卖家账号使用权限和信息准确性是这样规定的：“任何人使用卖方账户做出的任何行为都将被Lazada视作是卖方本人操作的，除非提前向Lazada作出书面声明称这种操作不具有效力……卖家将对所提供的任何不实信息负责，且Lazada不负责去证实任何信息，也不对不实信息所造成的任何情况进行弥补，或对卖方做出任何补偿。”这一条款表明，官方并不管束使用他人身份进行注册和运营的现象。换言之，遏制虚假店群扩张并非不能为之，毕竟平台的可见“规则”“规定”是建立在数字技术的整体架构上的，并与不可见的TCP/IP协议、域名系统、根服务器等技术设置共生，若将这些技术设置从总体架构中拆除、分离或销毁，用户的任何操作可能性都会随之瓦解。卖家之所以能以各种方式曲线救国实现利润最大化，是规则“宽容”的结果。

　　通过“规制/意识形态”的可见性/不可见性与数字基础设施属性生成的互动关系分析发现，卖家“吐槽”的背后隐藏着商业意识形态与地缘的合意。一方面，“数字丝绸之路”是阿里巴巴跨境兼并收，推动东盟地区跨境电子商务业的转型升级的地缘愿景，其为Lazada平台技术规则的“宽容”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Lazada官方介绍称“日渐繁荣的数字生态系统已成功帮助东南亚消费者和每月超过100万的活跃卖家链接起来”。但由上述分析可知，“每月超100万活跃卖家”极有可能是“身份圈地”的结果，一旦切实压制店群模式BOB半岛，这一数据支撑将瞬间崩塌，相应的商业愿景和红利承诺也将烟消云散。因此，可见规制背后所隐藏着不可见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区域经济和意愿的意识形态合意，从而创生了体量庞大的国际互联网新巨头，原本致力于为全球互联网平台格局 “去中心化”的数字基础设施构反而又演化为新一轮的“再中心化”数字扩张。

　　由上述分析可知，可见性和不可见性指向了物的表面特征与系统内在运作结构的分离。探索这一对关系，实际上是探讨平台外在特征与内在结构统合的过程及逻辑，“可见性与不可见性”使平台基础设施的研究更具有了一种本体论色彩的意义。本文将从三个维度总结跨境电商平台对商品经济形式及现实社会产生的基质性影响，并阐释平台基础设施中数字资本主义运作的内在肌理变化。

　　本研究经过经验分析，提出了可见性/不可见性的三重分析维度：“视觉/物性”“知觉/意识”及“规制/意识形态”。我们在田野中发现：第一，可见性首先是平台物性所决定的界面能见度和视觉问题，它规定了什么被呈现什么被遮蔽。例如，跨境电商平台看似只呈现了购物界面，背后实则统合了语言、物流、娱乐、数据采集等复杂的多元模块。鉴于这些视觉结构属于平台的物质性，本文将视觉的可见性/不可见性归纳为“视觉/物性”；第二，能见度和视觉会进一步导致可见/不可见的感知和偏差，这显示了可见性的美学特征和现象学意味。例如语言翻译插件的无缝接入使运营人员在跨境交易过程中通行无阻，甚至忘记了语言限制和自我身份，消费者因为信息差也误认为Lazada就是传统的交易模式，这些知觉的产生归属于意识层面，因此本文将美学层级的可见性/不可见性归纳为“知觉/意识”；第三，本文提及的“无货源模式”是这种数据深度交换的跨境电商得以全球流转的重要原因，但它存在图片版权盗猎的问题，由于平台规则允许，这门生意得以维系，只不过普通消费者无法得知平台具体运作及中间商是如何赚取差价的，导致了利益的错配。上述种种可以归咎于以宏大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平台规制的摆置。因此，本研究将这一层面的可见性/不可见性归纳为“规制/意识形态”。总之，本文经由“平台经验现象-媒介基础设施指涉-可见性/不可见性分析维度”的逻辑推演，力图为媒介基础设施的分析提供一个具有纵深向度的分析依据。具体如下：

　　首先，是对平台作为基础设施功能的再透视。传统基础设施的建造是在地表深埋一个大型隐蔽管道，从而统合网线、电线、水管等工程线路，这些线路隐而不见，却成为城市基建的基本载体；而跨境电商交易中的后台系统，则创生了供应链、物流、语言服务、支付系统、外汇结算、通关等互补模块（complementation module），从而将异质平台聚合成一种嵌套系统（nested system），实现全球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协调（Constantinides，Henfridsson & Parker，2018）。

　　其次，经过一种媒介本体论式的探讨，发现平台技术在具有莫比乌斯环特质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向度中不断游弋、演化和创生。跨境电商平台连接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多个环节，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技术作为这一切的支撑性条件，具备了自我调适、自我创生的能力。在本案例中，为了弥合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断裂，跨境电商平台根据系统需求派生出信息交互、语言转译、后端物流、数据自动匹配、商品更新批量管理等模块、插件和规则。马克思（1861/1995：295）认为，资本的生产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自己确立自己并扬弃自己”，因此它在实践的过程中会表现出历史的反复性，形成相应的资本循环体系，构成资本运作的内在动力。如果说马克思的观点总结了工业时代资本发展的历史规律，那么在技术时代，跨境电商平台技术主导的数据自创生则隐喻了全球经济流通的趋势。我们发现，系统既是自身迭代的内驱动力，又涵盖了技术的演化逻辑，具有递归性的特点，技术创生于技术自身，并拥有自身的“供给库”，从而塑造了“新陈代谢”的流动过程，技术最终成为一个类生物有机体，改造着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方式。

　　在本研究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可见与不可见技术黑箱背后的经济系统变革。工业时代规模经济的前提是基于特定地区的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当下依托平台基础设施的数字经济，突破了过去基于特定空间所形成的规模化、程序化的工业实践，从而实现商品资源和价值的数字化全球流通。

　　一方面是“商品数据化”，它不仅指涉用数据化模式实现商品的销量、库存管理等功能主义的形式，更指称作为实体存在的商品逐渐演化为一种数据存在形式，商品的交换不再依赖商品实体本身，商品从“物”的实体中滑脱，延宕成二进制编码，最大程度压缩了商品的空间和时间流通过程，数据的物质性替代了商品的物性，成为经济活动网络的中介，现有的文献鲜有这一层面的讨论。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数据商品化”，这在“数字劳动”领域已有讨论，在本研究中指涉：其一，人的属性数据商品化，如文中所述为了注册足够多的店群数量，人的基础身份数据被当作生产资料进行交易；其二，人的行为/劳动数据商品化。首先表现为大数据、算法以及云计算的运用改变了劳动的本质及经济结构，而平台经济的价值产生于数据本身，每个平台都是用户参与的独特的生态系统（Kenney & Zysman，2016）。其次表现为支撑基础设施的技术系统中所包含的数据工程师以及算法工程师无差别的劳动被数据化为商品，因此使用后台系统需要付出资金成本。

　　在此，“商品数据化”和“数据商品化”的关系演化为“商品作为数据——数据作为商品”的循环，经由技术系统的“自创生”机制形成资本架构的价值闭环半岛BOB。马克思（1867/2009：423）曾在《资本论》（Das Kapital）中指出，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既是资本主义的前提，也表现为资本的产物。以数据为本质的平台基础设施已经发生了三重属性的转化：其一，数据和平台相依相存，这一共生体作为一种物本体，替代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的前提和产物；其二，平台基础设施已经像工厂一样成为一种新的生产环境；其三，平台催生了以数据为中介、数字技术为驱动力的新生产关系。可见，这一共生体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数据的流通、交换与再生产，从而产生剩余价值。而这种数据实践的全球扩张有赖于全球化的平台基础设施，由此带来的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度数据交换。而数据交换的隐蔽和不可见性，会进一步造成消费者福利的贬损和数据利益错配。尽管这方面还尚探讨出标准、严谨、有效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支撑，但是欧美国家关于数据服务税的争端，已经提示了数据要素收益的公平性及数据商品化后经济总量的衡量问题。因此，只有通过跨境电商的可见性/不可见性的建制研究，才能洞悉平台基础设施实践过程中的权益错配以及数字经济全球化背后的不平衡议题，这也是基础设施批判研究的目的之所在。

　　本研究通过可见与不可见的分析，将隐匿在平台后面的基础设施装置暴露于人们的视野中。这个过程中“人”似乎越发处于一种边缘性状态，既然技术系统具有自创生能力，平台基础设施具有物的“主体性”，面对强大的技术后台，人在其中承担了何种功能和角色？访谈中笔者也就此提出疑问，得到的答案却是，团队的灵魂人物既不是老板也不是销售，而是技术总监，只有他能解决系统架构的种种问题，运营人员因为只负责信息搬运则自嘲为“工具人”。那么，人仅仅是“数据商品化”过程中的身份载体吗？人最终会成为平台基础设施中的某一个生产要素吗？平台基础设施研究会不会又将人的极致处境归为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得回到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学术语境中。物质性作为一个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解除客体与主体的对峙状态，促使人们反思将平台、数据作为客体的现实。本文未曾考究海德格尔引述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是否已经萌发了物本体思想，但可以确认的是，理解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即是对媒介本体论的重新观照，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与物共生共存的状态，最终通达诗意栖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