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中国的媒介环境

　　BOB半岛中国的媒介环境我们读每本书的时候都应该带着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书中的观点。在这里，我觉得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重新考虑波兹曼的理论能否为我们所信服：首先，波兹曼提出的理论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所以它并不具有完全的普适性。对于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媒体的种种禁忌和顾虑是一座有影无形的制度大山，我们到底是会“娱乐至死”还是“禁锢至死”，还不好下定论。其次，波兹曼为了能引起读者的警醒，言辞之间多有夸张和耸人听闻之处，受众在娱乐化的媒介环境中，是否真的完全丧失了主体性，或者说，有没有人能够意识到并时刻警惕着隐藏在媒介娱乐化后面的危险。

　　我们不应忘记波兹曼写作此书时的身份——纽约大学文化传播系主任，他在本书中也反复强调他的美国文化语境。反观中国，当今的文化语境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也有后工业时代的后现代语境，还有社会主义模式下的传统语境。三种语境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强调《娱乐至死》中所说的电视文化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切合中国当前的实际的。当然，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属于完全没有娱乐的极权主义（奥威尔描述的那种情况）半岛BOB，虽然我们的“”时期或许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警惕的是奥威尔、赫胥黎和波兹曼都没有想到的另一种可能：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极权和娱乐的结合，或者说“老大哥”和“美丽新世界”的结合。

　　在这种复杂的语境下，妄言中国的文化也因电视而娱乐至死，的确有些危言耸听。或者说，将这本书中的观点照搬到中国当今社会是不合适的。西方消费社会的娱乐至死、娱乐应该区别于上面提到的集权与娱乐相结合。“娱乐至死”是依据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而预想出来的景象，而在美国，没有出现过类似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因此也谈不到极权主义和“娱乐至死”的结合问题。那里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什么“老大哥”。但是在一些原先是极权主义半岛BOB，后来又进入了消费时代的国家，则完全可能出现、事实上也已经出现原先的极权和新出现的娱乐联手和结盟的景观：既强行，又无人愿意读书；既剥夺人们的知情权、控制信息，又让大众淹没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各种娱乐新闻、八卦新闻）之中；一方面是有人故意隐瞒真理，继续进行，另一方面是大众日益对“真理”不感兴趣（原因恰恰在于有人故意隐瞒真理因而使得大家对“真理”话语普遍抱有怀疑和反感）；在文化仍然受到控制的同时半岛BOB，充满感官刺激和无规则游戏的文化也在泛滥。也就是说，奥威尔和赫胥黎担心的事情同时发生、同时出现、同时存在，甚至相互依存半岛BOB、不可分离、相互强化。

　　这个娱乐化世界其实只是一个衍生性的现象，其深层根源仍然在于“老大哥”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我们在分析娱乐化现象的时候，切不可照搬本书中的观点，以为今天的中国人自由太多，可以读的书太多，信息太多，所以就堕落了，不珍爱自由了。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没有人愿意读书恰恰是因为有些真正的好书仍然不能出版；热衷于八卦娱乐新闻恰恰因为真正有价值的重大公共新闻太少，对“真理”不感兴趣恰恰源于假话空话太多，而低俗的消费文化的泛滥恰恰是因为严肃的直面现实的文学艺术根本就无法出版。在分析娱乐化现象的时候，应该追问：这种娱乐化现象是由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力量塑造的？这里有哪些中国特色的深层次原因？我以为，娱乐化是诸多社会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它们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娱乐化了，所以我们没有了参与的热情、责任感和反思精神，而是反过来，因为种种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们不能有真正的公民参与，不能表达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反思精神无用武之地，我们才不得已而只能娱乐。

　　人们不可能天生就沉迷于娱乐，不问，也不可能天生就热衷，反感娱乐。两者都不是人的所谓“本性”，而是社会文化塑造的结果。问题应该这样问：我们不娱乐可能吗？我们有参与的机会和可能吗？我们能够对这个社会施加影响么？所以，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并不需要深刻的思想或去关注一些大事，因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娱乐，而这也是人性使然。人性并不一定趋向深刻，浅薄不一定就决然没有意义。

　　我们从波兹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印刷时代强调精英主义，传播方式也是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很少有反馈和沟通，强调理性和逻辑，以传播者为中心。而我们现在身处的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平民和大众的时代半岛BOB，没有了精英（精英的地位会被互联网的公共话语模式瓦解）。如果说印刷时代的理念是理性和逻辑，那互联网时代的理念就是娱乐和碎片。波兹曼显然是站在印刷时代的精英主义立场说话的，所以在面对电视机取代印刷机、图像取代文字、蒙太奇取代连篇累牍的文章的时候，他会如此忧心忡忡地发出人类文明行将毁灭于娱乐的哀叹。然而，我们如果从媒介生态的角度出发，任何一种文化在其生存环境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媒介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互动互助、共进共演，才能维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印刷媒介所塑造的精英文化和电视媒介所塑造的大众文化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也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即便电视像一只潘多拉的盒子，打破了我们本来安静、平和的生活环境，但是电视所营造的通俗大众文化也决不是只有麻痹大众的作用。不过，波兹曼为了警醒大众，用这样稍显夸张的悲观笔调，表现出他对未来的担忧，这其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可敬的。

　　写到这里，关于《娱乐至死》的读后感连载也即将进入尾声半岛BOB，最后一篇中我们将谈谈处于这样的媒介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的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