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体育媒介技术影响教育形态变革:历程、规律及启示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欢呼与批判此起彼伏,如何透过喧嚣的表面,把握教育形态的变革机制,充分发挥媒介技术对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成为目前重要而迫切的问题。纵观媒介技术的发展史,迄今为止已经历五次大的飞跃,每一次飞跃与发展都促进了教育形态的变革与更新,并由此带来人类社会的突破性进展。文章以媒介环境学的视角,阐释了口语、文字、印刷、电子、数字等媒介技术给教师、学生、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六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媒介技术发展与教育形态变革的规律及其对当下的启示。
教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任何形式的教育都离不开技术所创造的环境。教育形态的变革常由技术革新率先引起,在一定程度上还需通过技术的革新与介入得以实现。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传播活动,教育领域的技术多指媒介技术。媒介技术以其固有的物质结构和符号形式重构人的感知方式,从而成为推动教育形态变革的能动力量,传播学中的媒介环境学派便专注媒介环境,以及媒介对人、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研究。目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新兴媒介层出叠见,知识更新远超从前。但同时,新媒介的出现也带来新的问题,人们不免疑惑,教育形态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被媒介技术影响,甚至是被改变,媒介技术发展又将把教育形态带向何方?面对新媒介所构造的新环境,教育该如何抉择?在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知古鉴今,重新建构教育领域的媒介观,进而考察教育领域的媒介技术发展及其在教育形态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把握教育形态变革的规律,对提高教育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根据媒介环境学的相关理论,系统梳理媒介技术发展及其所引起的教育形态变革,以此探究教育形态变革的规律和启示。
媒介技术是指信息的载体和加工、传递信息的工具。它有两层含义,既指用于承载信息的符号系统,如语言、文字、符号等;也指存储半岛BOB、加工、传递信息的载体,如书籍、硬盘等[1]。迄今为止,媒介技术共经历了口语半岛BOB、文字、印刷、电子、数字等五次革新。媒介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对教育形态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本研究中,教育形态是指教育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教育系统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所呈现的教育的整体表现形式,通常由教师、学生及教育的目的、内容、媒介、方法、组织形式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构成,可谓是教育理念或思想的现实表现[2]。口语、文字、印刷、电子、数字等媒介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带来了同时代的师生及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的变革。
人类最早的媒介技术便是口语[3],恩格斯[4]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菲利普·利弗曼(Phillip Liverman)[5]猜测,约在3.5万年前人类开始使用语言,也有科学家断言,语言出现在公元前7万年到1万年之间。口语产生后,人类便可借助有声语言进行人际间的信息传播与交流。时至今日,口语仍是人类最为重要的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远古时代,教育蕴含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并未形成独立的形态。随着口语的出现和发展,人类有了情感与思想的表达BOB半岛,更有了经验与知识的传承,加之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教育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从而揭开人类教育史的序幕半岛BOB。
在口语主导的社会中,长者阅历丰富,在生活实践中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和技能,可以说长者是信息、智慧及实用技能的源泉。因此,长者多扮演着广义上的教师角色。而他们的“学生”便是部落中的儿童和年轻人。原始社会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及家庭尚未出现,儿童多为部落所有,并由部落抚养。此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原始社会自然条件恶劣,食物短缺,人类的寿命有限,教育的目的便是维持人类的生存,使儿童或年轻人尽快成为劳动力,以便部落能够繁衍延续。另外,经验的获得较为困难,或许要以生命为代价,经验的保存显得尤为重要,而教育有助于经验的保存和传递。迫于生存压力,教育内容便是维持社会生活、生产劳动所需的朴素经验和实用技能。经验并不等同于知识,人们缺乏认识、解释自然的能力,但有着对自然的崇拜和对超自然力量的追求,因此教育中不乏神话、宗教等超验内容的传授。在文字出现前,口语是人们最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相应的教学方法便是口耳相传,这是对行为语言的突破,可以使传递的内容更加直接和准确。迫于生存压力,限于自然条件,此时的教育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只是多在生活、劳动过程中进行口语搭配演示的非形式化教育。
口语的出现使教育从劳动实践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形态。口语使用方便,便于传递直接情感和抽象观念,在解放我们四肢的同时,消除了肢体语言带来的不确定性。但人既是口语内容的创作者也是载体半岛BOB,而人的活动范围有限,因此限制了教育活动的距离和范围。另外,口语稍纵即逝半岛BOB,难以保存,在传递过程中也难以保证内容的准确性,会导致教育信息的曲解和失真。
文字是在经历了结绳记事、描摹图画、象征表意等漫长历史后才出现,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必然产物。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用斜尖的笔刻画在软泥板上的象形文字形成,这是较早发展完备的一套文字系统[6]。口语使人类脱离动物进化为人,文字则使人类摆脱野蛮跨入文明。在非洲、欧洲等地区,文字主要记载在纸莎草、羊皮纸、贝多罗叶上,龟甲、竹简、缣帛等则是我国古代主要的文字载体。文字超越了口语的时间、空间限制,能够及时记录并长久保存。随着文字的出现,人类便有了阅读和书写的需要,这促使了专业教师和学校的出现。据可查证的资料,人类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埃及[7]。
贵族、奴隶主、僧侣相对于奴隶和平民更容易获得知识及昂贵的书写材料,这些人利用特殊的地位、身份和权力,保留和垄断着广大劳动者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创造与总结出来的各种知识和经验,他们成为知识的垄断者和早期的教师。在知识极度匮乏的时代,知识便意味着地位与财富,受教育的权利被奴隶主、贵族、僧侣等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而奴隶及普通百姓的子女很难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更无法承受接受教育所需的代价。文字时代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读写能力,以便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格的人才,维护自己的地位与统治。苏美尔人的早期学校是为培养寺院、宫廷里面的缮写员而设立[8],古埃及和我国古代多以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级文武官吏为主要任务。此时的教育内容已不再是单纯的生产实践经验,而是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而编纂的有逻辑的文本。学生既要学习读写技能、宗教教义、道德伦理及初步的科学知识,还要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强健体魄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文字依托书写材料摆脱了人类肢体和生理的限制,扩大了教育的广度,学生可通过阅读实现自主学习。但教材昂贵,抄写速度较慢,通常掌握在教师手中,死记硬背、体罚不可避免。学校的出现和发展预示着教育从非形式化向形式化的重大转变。此时的学校主要有三类:一是统治阶级办的学校,如古埃及的宫廷学校、汉代的太学等。二是僧侣办的学校,如古印度的寺院学校、西欧中世纪的修道院学校等。三是私人办的学校,如古埃及的文士学校、汉代的书馆等。
文字使人类不再拘泥于对以往经验的记忆,可以更专注于探索自然的未知。文字媒介推动了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发展,并使经验从零散逐渐到系统,从无序逐渐到有序。但文字是事物和抽象的符号,囿于理解,“纸上谈兵”“书呆子”较为常见。此外,文字复制困难,羊皮纸、缣帛等书写材料昂贵,限制了教育普及,造成了知识垄断,使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手段。
纸的出现使知识获得了最为理想的物质载体,印刷术的发明则使大量生产、复制成为可能,提高了传播的效率。105年,东汉蔡伦继承和改良了前人的造纸工艺,制造出质优价廉的纸张半岛BOB。1049年宋代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1438—1450年,德国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了木质铅合金活字印刷机。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认为古登堡印刷机促进了欧洲、经济、文化、宗教的根本变革,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9]更是认为印刷机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印刷机使教会对信仰和知识的垄断被摧毁,并促进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促使公共教育和班级授课制的出现,带来了知识垄断的黄昏。
随着知识的激增和学生数量的增长,人们逐渐意识到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加速了教师的职业化进程。教师不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还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和学生心灵的启迪者。纸和印刷术的出现使知识复制、传播的成本降低,书籍不再是贵族和修道士的专利。许多国家建立了公共教育系统,普通劳动者及其子女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改变了仅有少数人读书和受教育的状况,接受教育成为每个人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普通民众迫切的读写需求促使公共教育的兴起。同时,纸和印刷机推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诞生,工业发展需要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工人。因此,此时的教育目的实际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所需要的家、军事家、科技人才和产业劳动力等。纸和印刷术的出现加速了知识的复制、传播和更新速度,并打破了僧侣对知识的审判权利,此时的教学内容不再囿于宗教知识和道德伦理,大量增加了科学、历史、数学、绘画等知识,使教学内容多元化、复杂化、综合化、体系化,并出现了按一定逻辑编写的标准教科书。纸和印刷术的出现使书籍进入普通家庭,此时的学生既可通过教师的讲授,也可通过自主阅读书籍、杂志等纸质媒介获得知识,学习的效率明显提高,并使传统的师承关系开始动摇。另外,各种教具的出现使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学生数量及知识的快速增长,催生了上下衔接、系统连贯、类型多样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使学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1632年,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论证了班级授课制,规范了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使教育从个别化开始走向标准化。
甲骨不易得到,金石笨重,羊皮纸、缣帛昂贵,纸和印刷术的出现为教育形态的变革提供了知识基础和强大动力。它们促进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学校制度的完善、教学内容的规范及班级授课制的产生,但也使教育脱离实践,逐渐呈现机器化、程序化的趋势,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发展。由于排字效率及传统观念等问题,纸和印刷术的出现并未在中国产生像欧洲那样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即李约瑟难题[10]。
电子媒介的兴起和普及,带来了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以及知识复制、传播的全新方式,并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时空观。1844年5月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用经过不断完善的电报机发送了世界上第一封电报。1864年,一对美国夫妇在登州创办“蒙美学堂”,并将照相术应用于教学,这或许是现代技术在教育中的最初尝试[11]。电子媒介传播速度快,传播距离远,并能存储重用,使人们的思想顷刻间便可抵达世界的任何角落。电子媒介进入教育领域,大大增进了人类的教育传播能力和效率,使人类的教育传播活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这无疑促进了教育更大规模的普及。
电子技术不仅提高了知识传播的速度,更提高了知识获取的效率,使知识更新的周期不断缩短。知识的无限性和人的有限理性,迫使教师不断学习,紧跟知识的更新。这便使教师与学生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同时,教师不再仅是知识的灌输者,还是学生健全人格的指导者,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以应对技术变革对教师教学的新要求。各国开始实施普及的义务教育和中等以上教育。最为重要的是,电子技术不仅使青少年的教育得以全面普及,而且使之成为毕生的需要。电子时代,教育的目的不再局限于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读写技能,更为重要的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此时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发掘学生的潜在优势,以期为社会生产培养优秀的专业人才。20世纪以后,各国为应对新的挑战,突破旧教材的落后局面,相继改编课程内容,增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内容的比重,并使内容现代化、理论化、统一化。古典主义传统逐渐淡出视野,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从广播教育到电视教育,学生获取知识不再局限于课堂讲授和自主阅读。视听教具的出现使教师可以运用恰当的方法展现和传播科学知识,便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使其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教学方法开始从以语言传递为主向以图像传递及实际操作为主转变。电子技术的出现开启了教学设备现代化的进程,并使教室得以改造。更为重要的是,电子技术使知识“翻越”了学校的围墙,教育电视台、广播电视大学的相继成立半岛BOB,打破了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使其可以同时传授给数以万计的学生,节约了师资、设备,也扩大了教育规模。
电子技术既能传递语言、文字,又能传递静止和活动的图像,有很强的呈现和传播能力,有助于提高学习和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它不仅带来认识世界、探索世界方式的转变,并开始挑战印刷时代线性、理性的思维方式。
数字技术诞生前的信息传播是单向的,数字技术的出现则使双向传播成为可能。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式电子计算机ENIAC研制成功,1983年支持多种网络互联的TCP/IP协议的标准化,标志着互联网(Internet)的诞生[12]。在数字技术时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选择性、交互性进一步增强。传统的班级授课形式逐渐受到混合式教学等新的教学形式的巨大挑战,学生自主选择和主导的知识传播与接受方式逐渐成为主流。数字技术独特的传播特征正在推动教育形态从标准化向个性化发展。
在数字环境中,教师的概念有了极大的延伸,不再是学校知识垄断者的专有名词。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的教师正由知识传授者向“导师”转变,多承担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和学生良好情操的培养者的角色。年龄、职业、性别、健康状况已不是人们能否成为学习者的决定因素BOB半岛,知识变为开放的、共享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均可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终身教育不再是遥远的理想,正逐渐成为现实。进入21世纪,知识更新的周期已缩短为2~3年。浩如烟海的知识远超人们的记忆能力,这便使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同时,还要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以便满足自身的个性化发展。教育职能由培养大量工业时代急需的标准化专业人才转变为培养信息时代拥有辩证思维的创新型人才。多媒体技术、课件、动画、视频等数字化学习资源的出现,使教育内容有了新的呈现方式,并且教育资源日益丰富。数字媒介促使教育内容的内涵得以扩展,由按照逻辑编排的科学文化知识拓展为任何可满足自身发展和需求的个性化知识。新的教育理论注重学生及其学习,学生不再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主动获取、创造信息的主人。这是对教师讲、学生听传统教学方法的彻底变革,在主动、共享、开放、交互的学习环境中,逐渐形成以学生及其学习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延伸了教育的内涵,拓展了教育的空间。教育资源数字化、学习形式网络化,以及协作学习、泛在学习、创客学习等学习方式,促使以学生、问题、实践为中心的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场馆教学等新的教学组织形式得以出现和发展。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形式编码和传播信息,能够方便存储和复制,支持双向传播、社群创建和内容聚合,使学生在获取信息时处于主动地位,为教育的全面改革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它带来的不仅是急剧增长的知识,还促使学习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学习型社会的到来。VR、AR、MR、AI、区块链、3D打印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使教育形态更加注重个性化、自适应、无缝连接、定制与创生等新的教育需求。
教育起源于人类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教育活动。教育活动的发展具有其内在规律性,教育形态的变革也是如此。探究教育形态变革的普遍规律是正确认识媒介技术发展在教育形态变革中所起作用BOB半岛,以及理解人类发展史上某一阶段教育现象的前提,也将为探索新媒介技术发展及其带来的教育形态演化提供借鉴。
媒介环境学派存在软决定论、硬决定论及文化/技术共生论等三种媒介观点半岛BOB,文化/技术共生论认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通过梳理媒介史和教育史,本研究认为人类教育史的历程不仅是媒介技术出现和发展促使教育形态变革的过程,而且也是教育不断改进和完善媒介技术,使其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教育与媒介技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越来越同构为密不可分的数字化生存体。媒介的特征制约着信息的选择、决定着信息编码方式和传递过程,乃至最终影响信息被受众解码接受的方式和效果。每一种媒介技术的长期使用,都会给教育的宗旨、目的、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打上媒介特征的烙印,从而对教育形态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媒介技术使教育水平提高BOB半岛,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使媒介技术为之改变。教育使人类生活、生产、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科学知识世代相传,普及开来,在为新媒介技术的出现提供人才保证的同时,也为其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如果没有教育促使人类把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传递给年轻一代,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延续发展下去,自然就没有新的媒介技术出现和发展。
至今,人类教育史上共有五次变革。每次变革并不是对原有教育形态的完全否定,而是继承与变革的辩证统一。每个教育形态从萌芽到成熟需要经历漫长的历程,摸索、实践过程中凝结着人类的智慧。新媒介技术的发明促使知识及知识承载、传播方式的革新,并最终带来新的教育形态的出现和发展。但原有教育形态的部分知识、方法、经验,在新的教育形态中仍具有使用价值和指导意义。这些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积极因素会被新的教育形态继承,但阻碍新的教育形态发展的内容将被果断抛弃。黑板、书籍,目前仍在课堂上使用,而1924年才诞生的教学机器,随着计算机的应用已被完全淘汰。
任何一种后继的教育形态都是一种补救措施,都是对原有教育形态某一方面问题的补救和补偿。一切教育形态都不尽完美,但一切教育形态借助媒介发展都提供补救手段。如果新教育形态能够更好地完成旧教育形态的任务,并对旧教育形态提供独到的补救措施,那旧教育形态就会“枯萎凋谢”,旧教育形态常常成为新教育形态的组成部分。正如STEAM、创客教育是对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al)“教育恐怖主义”的补偿,场馆教学、混合式教学则是对“班级授课制”的补偿。目前,媒介技术呈现融合态势,彼此补救,做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
教育发展的历史是逐步改善人的生存和发展境况的历史,也是人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肯定的历史,更是人从偶然的个人逐步走向全面发展的历史。教育本身就是为培养人而人为建构的社会活动,它的核心问题是引导和规范人的发展。人类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了媒介技术,进而促使教育的产生,人类借助教育实现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获得满足,同时产生新的需要,推动媒介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使教育形态向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半岛BOB。人类会对媒介和教育形态做出理性的选择,用以维持生存,发展自我,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班级授课制的出现使学校教育系统进入“巨机器”时代,进而出现“机器化”问题[13]。数字技术重塑了人的信息活动,从时空上突破“巨机器”的限制,利用其技术优势,努力使教育在标准化的同时向个别化半岛BOB、人性化回归,并使苏格拉底渴望的“聪明文字”得以实现。从行为主义中接受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到建构主义中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主动建构者,学生逐渐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并被看作是有思想、有自我意识、有主观能动性,且追求尊严需要被理解、尊重和接受的人,这是学习理论和教育思想的巨大,更是教育形态人性化趋势发展的重要特征。
除上述规律外,教育形态变革具有不平衡性,同一媒介在不同地域催生的教育形态并不完全相同。另外,教育形态变革的周期越来越短,频率越来越快。
本文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阐释了口语、文字、印刷、电子、数字等媒介技术给教师、学生、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六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媒介技术发展与教育形态变革的规律。从中可以发现,媒介技术促进了教育形态的变革。然而,反观当下,人们对媒介技术的认识多停留于硬件和软件的覆盖和更新迭代,停留在微观局部的修修补补;对媒介技术的过度追捧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存在,媒介技术应用的伦理规范缺位造成了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审视媒介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现状,不够创新的教育观念,不够完善的教育治理抑制了新媒介技术的发挥,对新媒介技术的不恰当应用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技术在教育领域中的错位问题。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科学合理地运用它,充分发挥它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然价值半岛BOB,是亟待规范和引导的问题。
媒介技术介入教育领域带来的错位问题,从表层看属于技术层面,但实际上是人的不合理的思想观念在起作用。所以,积极推动媒介技术向教育领域的介入,首先必须优化人们的观念,厘定媒介技术介入教育领域的根本目的。教育系统中的媒介技术旨在人的培养和人性的完善。因而,我们需要站在技术育人的视角,始终将媒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放在技术育人的维度下,审视媒介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问题,避免媒介技术的错位,防止出现否定传统教学方式的现象,杜绝盲目追求媒介技术革新带来的负面效应,树立科学的媒介技术观,保持技术实体与主体人的高度结合,使媒介技术的使用始终以育人为旨归,从而不断改进、创新媒介技术。
身处信息化时代,推进媒介技术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发挥媒介技术的应然价值,需要在育人导向下不断创新媒介技术。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多元化的媒介技术平台,集聚、共享媒介资源,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不断拓展教育空间,更新教育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改进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场馆教学、在线学习、协作学习深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以促使人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媒介技术研发与应用中的失范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制度规约造成的。要规范媒介技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不当行为,发挥媒介技术的优势,必须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或规则。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媒介技术介入教育教学领域的伦理规约制度,将其纳入到行业准则和教育教学规则之中,从媒介技术进入教育教学的范围、标准、方式到对媒介技术的态度、责任、义务等方面对技术主体(学校、教师等)做出明确详细的规定[13],使这种规定内化为媒介技术行业者和教育行业者的具体行动,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BOB半岛。另一方面,完善相关的奖惩制度,对媒介技术研发与教育教学应用的优秀个人与团体进行奖励,对不符合相关制度和伦理规则的行为进行追责BOB半岛。
探讨新的媒介技术在教育教学领域的研发,研究媒介技术新生成的教学手段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融合,已成为信息化时代教师必须要掌握的素养之一。一方面,教师要进行自主学习和同伴互助学习半岛BOB,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明确媒介技术介入教育领域的目的、意义,掌握媒介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相关理论与技能,理性审视媒介技术变革对教育带来的影响,并做好应对措施[14]。另一方面,结合实践中教师媒介技术的应用情况,有针对性地为教师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方案,开展相关课程,促使教师不断反思自身的薄弱环节,优化自身的教学方式,具备熟练掌握运用媒介技术创新教学模式与管理方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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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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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昊,马斌.时代的变换:互联网构建新世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70.
[9]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67.
[14]赵慧臣,李皖豫,李琳,等.教育信息化进程中教师技术恐惧的产生、原因与对策[J].数字教育,2022,8(3):10-18.
徐振国(1989—),男,山东泰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人工智能、在线学习行为、数字化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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