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体育文本表达、话语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的“出海”研究

　　bob半岛·体育文本表达、话语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的“出海”研究下文为《文本表达、话语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的“出海”研究》，叶欣、尚慧欣及毛晨宇著。摘自集刊《社会治理与传播研究（2023年卷/总第1期）》，由杨立平、黄敏主编。

　　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与强大，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文化是我国做好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基石和源源不竭的创新动力。在新时代下，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效途径。党的以来，我国越来越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播，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加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可亲、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上升为重要的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更应该抓紧当下宝贵的机遇，加快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世界进一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从而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进而推动我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建构。

　　综艺节目以娱乐为外壳，勾连全球化与本土化，是能被不同文化主体普遍接受的媒介形式，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不容忽视的文化产品，其本身为学界探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遇及其权力关系、思考世界意义的建构提供了较为宽广的议题空间。在中华文化的“出海”过程中，综艺节目凭借其生动的表现形式、多样的信息传递方式、“接地气”的语言表达方式、鲜明的人物形象设定、直观化的视频呈现形式以及文化内涵丰富的场景建构等因素，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塑造国家形象、展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形式。相比影视剧集或节目成片的国际交易，综艺节目的跨文化传播历经“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过程，能以当地观众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完成原始创意国价值观的传播，可以被视为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传播载体。而且综艺节目IP具有可延展的特质，能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受众进行无障碍的互动。借助综艺节目的形式，中华文化能够更加快速、精准地在世界上实现大范围的传播，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出海”破界bob半岛·体育，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以及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

　　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通过对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研究，得出“中国的形象跟不上诸多变迁的步伐”的结论。在如今的视觉文化时代，综艺节目凭借其独特的叙事手段和话语体系，能够跨越国界，快速地为海内外受众提供具有审美性和娱乐性的内容，是海内外受众都喜闻乐见的视听形式，也是讲述中国故事和建构我国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本文主要基于三个综艺节目的对外传播案例，通过分析这三个综艺节目在海外的传播数据情况，从文本表达、话语创新和技术赋能三个方面探究中华文化的“出海”现象和“出海”路径，以期为我国未来的对外传播和国际形象建构提供思路和借鉴。

　　对外传播，顾名思义，就是指一国或一种文化针对外部目标受众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它是国际关系、商务交流和文化互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国的对外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BOB半岛，在汉代，中国就已经与罗马、印度等国家进行了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不断走出国门，传播至世界各地。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也走过了40多个春秋，对外传播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一个国家国际传播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关系着国家话语权的大小和国际地位的高低，甚至会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丰富的形式，包括静态的文字bob半岛·体育、图像以及动态的影视剧、综艺节目、媒介事件等。这些形式作为中华文化的呈现方式，都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随着我国对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越来越重视，许多学者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各有不同。其中，对于中国综艺节目中中华文化的“出海”破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我国综艺节目的特点、发展情况、创新之处等，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几个微观方面介绍我国综艺节目的发展现状。其中，有学者从技术赋能的角度阐述了元宇宙背景下中国音乐竞演类综艺节目的新特点，从具身传播的角度论述了受众所获得的新体验（马钰鞍，2023）。有学者从内容表达、架构形式、理念传达、IP打造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体育类综艺节目的创新之处（汤美，2023）。还有学者从原生综艺成功因素和观众反馈与口碑两个方面探究了综艺节目的特色和成功理念（王雨辰，2023）。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产品力、竞争力两个方面分析了目前中国综艺节目“出海”现象所存在的问题（胡杨梓，2023）。

　　二是，将综艺节目作为一种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形式，探索中国综艺节目实行对外传播的可能路径。其中，有学者从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角度分析了目前中国综艺节目“出海”破界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资本主导下节目模式的路径依赖、文化叙事能力不足、产业全球化程度不高等，又从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出发，为中国综艺节目的“出海”破界提出了路径（李文冰、杨灿，2023）。有学者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视角探究了中国综艺节目“出海”的可能路径，主要包括人文格局下打造多元主体、在低语境下优化传播内容、在技术创新下搭建优质平台等（马丽琼、王江蓬，2023）。还有学者从寻找本土根基、培养创作“专家”、挖掘文化资源等几个角度探索了中国综艺节目对外传播的发展路径。（冷凇、程紫鄢，2023）

　　三是，以个别综艺节目案例为研究对象，从案例中透析中国综艺节目如何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这类研究成果较少。其中，有学者以综艺节目《我们的歌》为例BOB半岛，剖析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和逻辑。（吴佩霜，2023）。有学者立足全球化语境，以湖南卫视《中餐厅》为例，分析中国综艺节目怎样突破文化价值理念的差异，在提高传播力的同时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从而推动中国优质综艺节目“出海”。（闫春慧、姚丹，2023）

　　总而言之，通过梳理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到，目前学界对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较多，而少有学者立足多个案例，并从综艺节目“出海”破界的角度分析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且研究视角不够全面。

　　因此，本文立足综艺节目“出海”的视角，通过对我国三个原创综艺节目的调研分析，从文本表达BOB半岛、话语创新和技术赋能三个方面聚焦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现象，探究我国综艺节目“出海”的逻辑和路径，并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文选取《我们的歌》西班牙版（译为《不可思议的二重唱》）、《乘风破浪的姐姐·越南版》以及《这！就是街舞·越南版》作为研究样本。其典型性在于：一是这三档节目都是我国原创节目的“出海”成果；二是它们在海外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三是它们都内含某种从属于中华文化的基因特质。本文选取YouTube平台作为主要数据来源的理由在于：一是YouTube在“2023年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榜单”中排名第二；二是作为一个免费的在线视频共享平台，YouTube比排名第一的Facebook更契合研究样本的性质；三是截至2023年1月，YouTube每月活跃用户超过25亿人，是全球访问量第二大的网站，因此在YouTube上的播放数据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说明研究样本的国际传播效果。

　　首先，笔者基于拉斯韦尔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将调研维度划分为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其中，由于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YouTube平台，因此传播受众既能泛指YouTube平台的所有用户，又能具体指研究样本在平台上的账号粉丝量，三个样本不具备特殊性，故在本文中不做讨论。

　　其次，笔者将传播内容维度细分为“节目外在形式”和“节目内在文化价值观”，通过对节目表现形式和内涵意蕴的分析与梳理，以期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启示。将传播渠道维度细分为传统媒体渠道和以“YouTube”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渠道。在传播效果维度，将分别对传统媒体渠道和“YouTube”（社交媒体渠道）的传播效果进行综合考量。在传统媒体层面，主要以研究样本播出期间的传统收视率——节目在电视上的直播收视率，即某一特定节目平均每分钟的收视人数占推及人口总体的比例（测量仪条件下）为指标BOB半岛。但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其中两个样本缺乏本土官方数据，因此本文将不对此项指标做过多讨论。而在“YouTube”（社交媒体渠道）层面，参照传播的“传递观”，即信息在空间中传递和发布的过程，强调“把信息传给他人，将指标具体化为研究样本在平台上的播放量，进一步细分为“样本播出期间总播放量”和“单个或单期视频的平均播放量”。若研究样本的总播放量大于等于YouTube月活跃用户数量（25.4亿）的1%（2540万）则为传播效果良好，大于等于1‰（254万）则为有效传播；若研究样本的单个或单期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于等于样本YouTube账号粉丝数量的60%，则为有效传播。

　　在传播者维度，三个研究样本都是由我国原创节目版权方与外国权威媒体合作，以从外国购入版权或是版权合作的形式展开我国原创节目“出海”实践。在传播内容维度，都采用“艺术表演+竞技”的外在形式，柔性传递具有中华文化独特基因的节目内涵。在传播渠道维度，都采用“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的富媒化传播矩阵，从而尽可能多地触达用户群体。在传播效果维度的传统媒体层面，三个研究样本都在同时段播出的节目中表现优异，收获收视率的第一位、第二位，这直接表明我国原创综艺节目“出海”具有可行性及巨大潜力。在传播效果维度的社交媒体层面，从累积播放量角度来看，《不可思议的二重唱》取得了有效传播，《乘风破浪的姐姐·越南版》和《这！就是街舞·越南版》均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从视频平均播放量来看，三个研究样本均在YouTube平台上实现了有效传播。

　　整体而言，我国原创节目模式“出海”的三个“先行军”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其中可见我国原创节目模式在“出海”并实现本土在地化传播方面的巨大潜力。同时，作为节目展演的核心——文化，也由此有了全新的传播可能。

　　目前，中华文化成功“出海”的案例非常丰富。例如，在文学领域，知名作家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三体》，融入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可以让海外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打破了海外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只有古典题材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中国作家在科幻领域的创新力和想象力，吸引了广泛的海外读者，在海外拥有很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视频领域，知名的《航拍中国》纪录片，将美丽的自然景观融入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利用内蕴丰富的配乐为美丽的景色增色，使得受众能够通过更加直观、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沉浸式地了解中国。在影视剧领域，作为我国科幻电影代表的《流浪地球》，利用宏大、炫酷的科幻特效技术构建了“类现实”的电影场景，同时通过独特的视觉效果和引人深思的故事情节，在叙事和表达中潜移默化地输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改变了海外受众对我国电影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在综艺节目领域，作为一档代际潮音竞演综艺节目的《我们的歌》，其主要借助诉诸听觉感知的音乐形式，减少了文化背景和语言壁垒在跨文化传播中形成的接受与理解障碍，同时在舞台设计、主题设定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采用了受众更为喜闻乐见的形式，降低了海外受众的理解门槛。

　　深究这些成功“出海”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案例，可以得出一定的规律和趋势。这些节目都在自己的领域里深度挖掘了中华文化的深厚价值和丰富内涵，利用受众喜闻乐见并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传播和输出。同时创新传播手段，利用先进多样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的传播形式更加适合当地受众，也更加符合当下海外受众的要求和诉求。

　　从中国综艺节目发展的20多年历史来看，按照节目制作的来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模仿阶段，例如广东电视台的《生存大挑战》第一届和第二届，其分别借鉴了中国香港的亚视与日本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波少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生存者》，借鉴部分较多，包括角色设定、节目环节设置、规则流程等。《生存大挑战》是中国综艺节目的范本和雏形，引发了国内多个电视台的模仿和借鉴。在这些模仿的节目中，最典型的是2004～2006年的《超级女声》，其海选、决赛等概念与创作理念完全借鉴了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的《美国偶像》。2005年的《超级女声》播出后，其在中国的收视率达到11.65%，是历史上收视率第一个突破10%的中国综艺节目。

　　第二个阶段以版权引进为主。在《超级女声》《开心辞典》《舞动奇迹》等节目先行引入版权并获得成功后，中国的综艺节目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东方卫视从英国独立电视台购买版权并制作了《中国达人秀》，从此之后，中国综艺节目开启了引入海外正规节目版权的新局面。2010年，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正式播出，其引入澳大利亚节目Take Me Out的版权并进行改编，是一档相亲交友真人秀综艺节目，开播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12年《中国好声音》在中国星正式播出，其引入荷兰Talpa公司《荷兰之声》的版权并进行改编，节目采用盲选的形式，注重声音的质量和节目的效果。《中国好声音》节目播出后，受到了一致好评，同时在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线年，《奔跑吧兄弟》综艺节目引进韩国SBS电视台的版权并改编，播出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之后，《爸爸去哪儿》《中餐厅》《创造101》《极限挑战》等节目都相继引入国外版权制作并热播。这些综艺节目凭借购买的版权，可以全方位了解综艺节目制作的流程和核心，能够真实、生动地展现节目效果，同时还可避免因为借鉴而面临版权纠纷的风险。

　　第三个阶段以原创发展为主。中国的综艺节目制作方经过之前的版权购买和改编半岛BOB，基本掌握了综艺节目的制作核心，随之迎来了我国综艺节目创新与突破的阶段。《声临其境》《国家宝藏》《明星大侦探》《我们的歌》等原创节目都是基于中国本土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创作的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本土综艺节目同质化严重、创新力不足的情况。原创综艺节目《我们的歌》还成功“出海”到西班牙，西班牙购买了节目版权并将其改编为《不可思议的二重唱》。除此之外，从国外购买版权的综艺节目，一般是基于他国的实践而制作的，难以与中国的语境和文化紧密结合。基于我国本土的语境和文化自主创作的综艺节目更加符合我国的文化背景，更易被受众接受，更容易获得成功。随着《我们的歌》《乘风破浪的姐姐》《这！就是街舞》《朗读者》等一系列原创综艺节目的“出海”，我国开始与海外公司签署节目模式的输出协议，且逐渐规模化。

　　从古至今，许多具有国际传播力和理解力的作品在中心主题定位、文本表达、故事讲述、叙事方法等方面都精准地找到了国际受众的最大公约数，从国际受众共通的理解角度入手，构建国际受众共通的意义空间。不论是迪士尼坚持“让知识与人情融汇到作品中”，还是“达人秀”专注“平凡人的力量”，都是从国际受众的共同“口味”入手，打造国际受众都喜闻乐见的节目。

　　我国过去的综艺节目，以“家庭剧场”的形式为主，内容大多是传统的戏曲、舞蹈、表演等，表现方式及表现手法也比较单一。随着我国综艺节目的发展及转型，传统文本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受众喜欢的形式和内容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并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综艺节目文本。

　　我国综艺节目的成功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例如，由综艺节目《我们的歌》改编的《不可思议的二重唱》，其借助可以直观感知的音乐形式进行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由文化差异和语言壁垒而导致的文化传播中产生的理解障碍问题。在国际文化背景下，即便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价值观，但总有一些共通的文化因素承载了全世界受众共同的情感和记忆，极易引发国际受众的共鸣。基于这种文化的共通性和国际受众共同的价值取向，《我们的歌》采用国际经典歌曲进行节目创作和改编，从“音乐创新”的角度出发，设置容易引发共情的环节和内容。在传播的过程中，民族性、国家性、地区性的特点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文化折扣现象，潜移默化地传播了中国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李普曼曾在《学》中提到“议题”的概念，他认为议题是可以被“精心建构”的，被建构过的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就要建构议题。通过故事化议题的建构，可以将我国的发展理念、价值观念、经验和贡献等融入世界发展的大局。基于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议题就是话语，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议题”。因此，综艺节目要想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就需要在议题的建构上下功夫，即选取各种各样故事化的方式来讲述全世界受众共同关心的议题，从而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生活中有许多故事和题材，但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提炼和编排才能成为有意义、有价值的故事。议题在选取和提炼故事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提炼而成为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因此，综艺节目在讲述故事或情节的同时，需要展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话语质感，形成同一议题不同的价值导向和作用。例如，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定位为展现中年女性的自我价值，其深度挖掘了女性独立自主、努力奋斗的形象和故事，并进行生动的展现，巧妙地体现了我国女性坚强独立、依靠自身的价值观念。同时，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成功“出海”到越南，并在越南的电视台进行播出。

　　一般来说，综艺节目中的议题可以是宏观的、抽象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具体的。议题在讲述的过程中容易被概念化和表面化，但是综艺节目中的人物可以有效化解这一问题，生动丰富的人物可以将宏观或微观的议题转化为可感知的议题。在这个过程中，综艺节目就需要先确立人物的主体观念和主要思想，把人物作为议题讲述者和解释者。而综艺节目中人物的想法和观念，其本身就是社会经验的总和，也是故事和议题的总和。基于此，从议题到人物再到故事的话语逻辑思路就可以被搭建出来，这一过程是人物的“典型故事”不断被提炼和凝聚的过程。综艺节目中的人物和故事通过提炼和凝聚，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价值观，展现了人物及人物背后的故事，同时也传达了深刻且抽象的价值观半岛BOB。

　　在中华文化“出海”的过程中，情境化叙事的地位不容忽视，综艺节目是情境化叙事的重要展现形式。当综艺节目中的人物和故事确定后，故事情境化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打造特定的场景和情节是综艺节目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综艺节目的表达方式和手段具有特殊性，其故事已经成为“综艺化”的故事，因此，需要将过去单一的话语表达转变为复合形态的共同叙事。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综艺节目只依靠单一的话语“讲述”来讲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综艺节目的跨文化吸引力。

　　综艺节目故事情境的建构一方面可以还原故事发生的场景，另一方面可以还原人物的心境，这实际上也是综艺人物心理情感的一种外化呈现。情境指的是故事在表达时所展现出的抽象场景，能够让观众不知不觉地沉浸进去。综艺节目中情境的建构离不开相应的时空观、世界观等，除此之外，场景可以作为叙事的动力。可以说，综艺节目中的“规定情境”是综艺节目故事建构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能够规划出故事的发展走向，构建出具有一定虚构色彩的叙事空间，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综艺节目之外，还有一些竞演类节目会提前规划特定主题的叙事情境。例如，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通过视觉色彩的搭配和动感音乐的调用，营造活跃的舞台氛围，将舞者的艺术情怀、人生故事、奋斗精神进行生动呈现。这些综艺节目的参与者需要表达自己对情境的理解和想法，在表达的过程中往往还要借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而激发出真实的情感。因此，这些综艺节目对故事的情境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观众提供一个“可以进入”的故事场景。观众在投身进去的过程中，可以暂时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理性思维和价值观，全身心沉浸到节目建构的场景中。

　　但是，由于综艺节目在情境建构时忽略了对细节的打造，许多观众很难深度参与进去，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强调对细节的打造意味着综艺节目对故事的建构需要最大限度地符合主题和宗旨，而且其世界观、时空观和具体的对话设计、服化道具设计等每处细节都要完全贴合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故事的情境。例如，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为了保证节目的效果和真实的质感，演员的表演状态、细微神情、人物对话、故事情节设计、服装造型、舞台造型等所有细节都尽可能地还原节目所塑造的故事场景。因此，观众在观看节目时便能很快地投入节目所搭建的时空情境中，从而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虽然全世界的受众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国家语境、价值观念，但依然有共同的情感和价值观。例如，快乐、友情、亲情、真、善、美、爱等。因此，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重强调海内外受众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打造共通的意义空间和情境。就像我国的综艺节目，其在叙事的过程中不仅关注情节的设计，还关注人类共同的情感。通过对人类共同情感的讲述，不但可以展现我国的人文情怀，还能拉近与全世界受众的心理距离。尤其是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去中心化”逐渐成为时代的趋势，受众都有自身的判断方式和理解方式，容易对直白的故事讲述表现出排斥和疏离半岛BOB。因此，综艺节目在突出全世界受众共同情感的同时，需要对复杂的历史、BOB半岛、文化背景做出一定的淡化处理，从受众的角度进行讲述。除此之外，综艺节目要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突出“我”的主体性。例如，我国的综艺节目《朗读者》，其通过不同人物对特定故事的朗读，还原了“我”在朗读特定故事时的情感和心境，观众能够切身体会到相同的情感，由于这些情感是全世界受众都具有的，节目更加具有代入感。还有综艺节目《我们的歌》，其采用代际歌手组队竞技表演的形式，通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歌手合作，诉诸普遍的艺术文化价值观，在实践中以歌手“我”的视角潜移默化地传达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深厚中华文化内涵。

　　情感的建构和传达不能仅仅停留在主题和宏观层面上，更需要体现在故事和情节的细节之处。在实践中，许多综艺节目所建构的主题大都只符合宏观要求的标准，这导致许多综艺节目在具体实践中容易出现主题偏离、人文关怀缺失等问题。例如，湖南卫视之前打造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变形计》，其本意是帮助城市里和乡村里的孩子互换人生来体验不同的生活。节目里的参与者不仅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设想和理解对方，还要去过对方的生活，真正体验对方世界的大小风云，品察对方最微妙的情绪变化。但是，有一些孩子将这个节目当作提升自身流量和关注度的“跳板”，在节目结束后，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号会收获一大批粉丝，从而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这种现象导致节目后期有些参与者的目的不够单纯BOB半岛，增加了金钱和名利的因素，造成节目主题的偏离。而且，节目将许多孩子的日常生活暴露在观众眼前，加大了隐私暴露和人文关怀缺失的风险。由此可见，综艺节目在落实细节时不仅需要以故事主人公的视角和立场去思考故事的话语设计和编排方式，还要注重情感的同频共振，不能仅仅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简单叙事。

　　实际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综艺节目，都要时刻秉持真实性的创作原则，要对生活现象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和观察。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真实性的创作原则之外，还要注重与观众共同情感的同频共振。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综艺节目，虽然践行了真实性、公平性的创作原则和竞技原则，但是并不注重对观众共同情感的激发，导致节目后期出现了一些不满的声音，难以引起观众的共鸣。反观综艺节目《我们的歌》，其秉持尊重歌手、尊重音乐、尊重艺术的创作原则，通过匠心独运的代际视角带给观众不可思议的独特体验，它的核心不是选秀竞技，而是不同代际在表演过程中所碰撞出来的激动人心的火花，能够强烈地引起受众的共鸣。因此，综艺节目在叙事和情境建构中，需要突出参与者的主体作用，肯定参与者的情感和尊严，通过添加能够引发观众共鸣的情感因素进行“修饰”，从而扩大节目的影响力。

　　过去我国对外传播的手段和方式非常单一，不够多元，导致许多优秀作品无法触达海外各个角落，无法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我国的综艺节目也面临类似的困境。综艺节目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传播手段有限、渠道单一，无法形成多渠道联动传播的效应，导致我国综艺节目传递的文化内核难以触及世界不同地区的受众，更难以被理解，被接受bob半岛·体育，造成我国文化“走不出去”的困境。目前，随着社交媒体的兴盛和发展，我国综艺节目的传播可以突破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借助微博、抖音、爱奇艺、优酷等媒体平台，可以全方位触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受众，实现“扩群”。除此之外，大数据、算法推荐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有利于综艺节目实现精准触达和推送，扩大节目的覆盖范围，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例如，综艺节目《我们的歌》《乘风破浪的姐姐》等在各个媒体平台上都有官方账号，负责节目内容的宣发和与观众的互动等。在节目播出期间，其可以通过媒体平台发布短视频内容或者进行线上直播，与观众进行及时互动，打造节目的全媒体传播矩阵，从而有助于增强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和创造力。

　　当综艺节目“出海”之后，还需要选择适合当地受众“口味”的媒介平台及传播方式进行传播，通过当地受众社群进行圈层传播，进而利用算法技术进行精准推荐，突破圈层传播的壁垒。除此之外，综艺节目的内容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综艺节目可以使用当地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尽量避免传播当地受众所排斥的内容，针对当地特色，设置差异化的传播策略，以符合当地的文化背景和语境，拉近与当地受众的距离，增强中华文化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我国许多综艺节目都秉承激发全世界受众共同情感的原则，着眼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观念，用全世界受众都“听得懂”的语言和表达传递特定的情感和价值导向，从而推动我国综艺节目实现真正“走出去”。著名学者爱德华·霍尔曾提出“高低语境文化”的概念，文化折扣现象便是“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所引发的后果。“低语境”文化的国家通常借助事物的表象来传播观念，注重语言表达的内容本身，表达方式比较直观，对上下文的依赖程度较低。而“高语境”文化的国家主要借助语言表达的语境和背景来传递信息，对上下文的依赖程度较高，有时候还需要对表达内容进行深度加工。因此，综艺节目在传递相应内容和观念的同时，要注意克服文化折扣所带来的意读差异和歪曲问题，从而避免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受阻。

　　除此之外，综艺节目在向外输出内容的过程中，最好选取全世界受众都理解的叙事符号、叙事方式以及更具普遍性的共同话题或议题。通过特定的叙事方式和情境建构，联结全世界受众的共同情感，打造共通的意义空间，引发共鸣。例如，在综艺节目《经典咏流传》中，节目组选取中国经典的曲目和古诗词，邀请歌手进行创造性地翻唱。这种翻唱不是简单的翻唱，而是加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元素，像摇滚、民谣、新型的舞台呈现技术等。通过对各种音乐元素的巧妙运用，将《将进酒》《江南》《登鹳雀楼》等多首经典古诗词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演绎，使传统的古诗词在现代重新焕发光彩，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节目通过对中华传统古诗词的改编和演绎，增进了全世界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除此之外，还有《乘风破浪的姐姐》综艺节目，其选取“30+”年龄的女艺人，展开歌舞竞技，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演嘉宾或在中西方乐器的配合下演唱中国风歌曲，或用中外双语演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典歌曲，以文化的碰撞交融诠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携手共促人类文明互鉴发展的理念。通过激烈的竞争比拼，展现了我国独立自强的新世纪女性形象，巧妙地传达了我国中年女性群体注重自我价值提升的意识和价值观。

　　我国综艺节目在“出海”时不仅需要从自身条件出发，还需要探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所存在的理解、合作与共存的可能性。综艺节目制作者要根据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受众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接受偏好等因素，创造性地使用其偏好的叙事方式、传播手段、情境构建来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具体来说，综艺节目在向外传播之前，需要首先考虑受众不同的文化认知和语境差异，根据差异及时调整传播手段和传播内容，降低受众解码的难度，尽可能地消解受众对不同文化的对抗性解读。例如，综艺节目《我们的歌》就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其采用“借船出海”的方式进行对外传播。节目组与Group Ganga制作公司、西班牙电视台RTVE合作，根据受众的差异将名称改为Duosincreibles，并邀请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本土歌手，包括民族歌手、流行歌手、网红歌手等参与节目。节目始终贯彻代际的原则，尽可能使参与者的年龄覆盖较大的范围，从而迎合全世界受众对反差化综艺节目效果的追求。由于《我们的歌》综艺节目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实行了本土化的差异性传播策略，许多受众在观看时忽略了“中国身份”的特性，更加关注节目的效果和情感体验，因此，节目在对外输出的同时还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全世界受众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真正实现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宗旨和要求。

　　技术的出现是为了协助人类驯服生产实践中的某个现象，而新媒介技术的生产动力则源自原有技术对新现象的不断揭示以及对人类新需求的深入挖掘。当前，世界进入了数字化传播时代，信息传播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BOB半岛。先进的传播平台和技术不仅打破了文化传播时空限制，越来越依赖数字化载体所延伸的时空范围，而且能够把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受众联系起来，从而打破文化传播的国家界限，促使文化传播从“国际传播”走向真正的“全球传播”。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综艺节目的“出海”越来越离不开先进传播平台和技术的支持，技术和平台在综艺节目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BOB半岛，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在线视频平台、VR、AR等。首先，社交媒体平台是综艺节目“出海”的关键推手，综艺节目可以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官方账号，通过发布预告片、花絮、参赛者介绍等内容，直接与观众进行互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通过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带英文字幕的宣传片，成功吸引了海外受众，提升了节目的传播效果。其次，在线视频平台可以帮助综艺节目实现内容的全球传播。例如，优酷、爱奇艺等国内视频平台在海外都设立了分站，《这！就是街舞》通过在YouTube等国际视频平台上发布正片、精彩片段和花絮，以及在优酷、爱奇艺等国内视频平台的海外分站上发布精彩内容，使全球受众获得了更加友好、个性化的观看体验，从而吸引了全球大量的观众，提升了节目的知名度和曝光度。最后，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VR）和增强现实技术（AR）能够为受众提供沉浸式的互动和体验。例如，综艺节目《极限挑战》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采用VR技术，将海外观众带入一些挑战场景，使得观众仿佛置身综艺节目的舞台，极大地拉近了观众与参与者的距离。

　　党的以来，我国的对外宣传文化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同时，也应看到，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也面临着文化折扣的现实困境，这与当前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仍存在明显偏差。面对文化折扣的困境，我们需要用一种直观、切合海外受众需求的形式来向外传递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综艺节目由于其独有的优势和特点成为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良好载体。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综艺节目能够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向海外受众展示中华文化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增进海外受众对我国的了解。本文选取的综艺节目案例之所以能受到海外制作机构和观众的欢迎，实现成功“出海”，是因为它们用柔性的外壳包裹了坚实的文化内核，将海内外受众都能理解的情感故事打造成看点和主题，运用海内外受众都能接受的方式，打造共通的意义空间，与海内外受众建立起紧密的情感联结，实现中华文化的海外本土化传播，从而全景式、立体化呈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中华文化底蕴。

　　《社会治理与传播研究》由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研究院主办，专注于探讨社会治理传播现象与规律，研究社会治理中的传播现象与问题，提炼与传播社会治理经验与理念，刊发社会治理与传播创新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为社会治理传播领域的学者与从业人员提供学术交流平台，同时也引导有兴趣的学者向这个领域汇聚，从而打破“社会治理”与“传播”相割裂的局面，形成“社会治理传播”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交叉学科方向。本辑为第1期，围绕乡村文化的多元建构、环保组织在环境治理议程中的互动、网络公共空间介入乡村公共性再生产实践、国内政务短视频研究现状等当前社会治理传播、媒介与平台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展开追踪探寻，既探索立足于传播理论与研究路径的社会治理研究，也欢迎从学、公共管理等学科视角对社会治理传播现象与问题展开分析，具有鲜明的研究特色和显著的跨学科特点。

　　资本、空间与价值视域下乡村文化的多元建构吴文瀚何筝数字传播中公共利益原则对“删除权”的限制研究李兵韩淑曼不同类型互联网平台的差序化选择：基于成年独生子女带家人异地就医经历的质性研究陈东进王一冰张雪阳基于网络冲突事件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以“鼠头鸭脖”事件为例王国勤余欣航文本表达BOB半岛、话语创新与技术赋能：中华文化的“出海”研究——基于YouTube平台的综艺节目数据分析叶欣尚慧欣毛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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