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b半岛·体育政治环境论文范例6篇

　　bob半岛·体育政治环境论文范例6篇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线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

　　，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关注”不同，这里讲的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P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半岛BOB、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受制约的时代。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半岛BOB、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半岛BOB、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bob半岛·体育，虽然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半岛BOB，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bob半岛·体育，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bob半岛·体育，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

　　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BOB半岛，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种属当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11．赵英在《新的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网络的意识形态渗透,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构成威胁。西方文化冲击突出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借助于语言和信息的垄断，借“问题”、“问题”、“问题”、“”等刻意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达到对中国进行“西化”bob半岛·体育、“分化”的政治目的。大学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巩固的阶段，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个体性格的可塑性很强。长期使用网络，很容易被网络中“黑色文化”、“文化”等等所影响，受到互联网上所隐含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会不同程度地消解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优秀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迅速进入网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先进文化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征地，让先进文化在网络中充分发挥作用，以抵御国内国外敌对势力的攻击，消除各种反文化的负面影响，使网络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接受先进文化的重要渠道。

　　2.网络环境对大学生道德观和自律能力的影响。网络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多元化的社会，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有时失去了应有的鉴别能力，从而出现道德缺失、自律性差等情况。很多同学用虚假资料、身份和别人聊天，也有部分同学浏览过网页等等，大多数同学都不认为诚实守信是网络社会中的重要因素。现实中许多大学生沉迷于虚拟网络，迷恋网络游戏、网上聊天，逃课上网，荒废学业。有的网上交友、甚至网恋bob半岛·体育，更有甚者因为网恋离家出走等等。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上网环境，遏制大学生网络道德失范行为，提高学生的自控能力，和加强他律的手段bob半岛·体育，都是我们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3.网络环境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冲击。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主要是课堂宣讲、报告会、个别谈心、座谈讨论、社会实践及借助于校报、板报、校内广播和电视等媒体作为辅助手段。在多数情况下，教育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对教育对象进行灌输、启发、说服，逐步使其思想朝着教育目标的方向发展。但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随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工作对象等的新变化，传统的工作方法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入网络时代,学生对教育信息的控制掌握了主动权。网络是世界变得没有国家界限，网络上的信息是自由的，资源是充足的，大学生通过网络主动进行学习、教育成文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色。然而网络上的信息虽然丰富，但是网络上的信息很多是无法控制和过滤的，有很多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信息出现，这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正确选择信息在很大程度上与自身的世界观、觉悟水平和“鉴赏能力”有密切关系。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4.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职能就是向教育对象传到社会要求的价值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教育的方式，传授的过程，都不再是过去简单的说教和传统的灌输，而是有着丰富内涵和先进工具技术在内的新的教育过程。部分教育者网络素质不高,教育技术和网络管理方法落后。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形势认识不清,还有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网络阵地上的节节退缩。因为这些原因,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显得力不从心,远远不能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状况要求，高校必须迅速组建一支拥有深厚的德育理底、熟练掌握网络技术、熟悉网络文化特点，能够在网络上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者队伍。

　　1.树立正确的网络教育观。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和原则，以此来规制网络思想信息的主导性和纯洁性。及时建立、健全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网络和信息资源的管理，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在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树立网络教育的阵地意识，积极、主动地有效利用网络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等正确、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去占领网络阵地，树立“网络育人”的理念，摒弃将网络视为单纯的展示台、宣传栏的错误思想。以人为本、平等尊重的理念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得更为突出，在网络中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没有从属关系，两者处于平等互动的状态，因此教育工作者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改变过去居高临下的姿态，营造轻松、自由、和谐的教育氛围。对于网络的负面影响，教育工作者需要从思想上重视它，但是不必视其为洪水猛兽，而是要积极利用网络这一现代化手段，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从被动型到主动型、封闭型到开放型、灌输型到引导型、服从型到选择型、单向型到交互型的转变。只有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才能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发展。

　　2.利用网络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阵地。以网络为载体是实现思想政治现代化的要求。网络传播与过去任何一种传播方式相比，都更具有时代特色，更能体现当代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运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传播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就能加快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现代化的步伐。所以，我们要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构筑网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首先，建立互联网络平台，通过网络及时传播健康、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态性。比如一些高校建立专门的论坛和邮箱与学生交流，辅导员通过QQ、MSN等聊天工具和学生交流，及时了解学生思想动态，解决学生实际问题，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更有针对性。其次，建立“红色网站”，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学校的各项政策和规定的同时，寓教于乐，在网站中开辟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板块，使学生能够喜欢浏览这样的网站，通过浏览接受教育，充实自己。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bob半岛·体育。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BOB半岛。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半岛BOB、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2004年16号文及“05方案”出台以后，各高职院校都陆续开始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也纷纷采取了一些加强措施，在实践性教学组织和运行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着不少与新媒介环境发展要求极为不相适应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学观念不更新。高职院校尽管近几年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的地位和作用仍然存在着认识不足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性教学观念没有得到及时地更新，观念依然比较陈旧，基本上还停留在“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教学观念上，其忽略学生主体性的“满堂灌”、“填鸭式”、“一言堂”等单向说教的教学模式依然比较盛行，轻实践重理论的落后教学观念在高职院校仍普遍存在，实践性教学在不少高职院校还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课内实践教学阶段。这些陈旧观念不符合现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实践性教学的要求，与新媒介环境发展要求也是格格不入的。它不仅会妨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应有功能的发挥，也直接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效果。因此，高职院校要在充分理解现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内涵和要求的基础上，遵循实践育人的教学规律，有效利用新媒介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实效。

　　（二）教学管理不规范。目前高职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方面管理极不规范，甚至较为混乱。不少高职院校为了迎合“05方案”的文件要求，开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引入实践性教学这一提法，但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真正地组织实施起来，纯粹是为了应付上级评估检查而做表面文章，就算有些高职院校开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也只是把实践性教学置于理论课教学的附属地位，甚至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不少高职院校至今都存在着没有将实践性教学纳入教学计划，实践经费短缺，实践性教学基地不足，教学考评不科学等问题。高职院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的实践育人普遍缺乏一个长期的规划和指导，各项与实践性教学管理相关的组织机构保障机制、规章制度保障机制、经费支持保障机制、师资队伍保障机制等还没有真正地建立或完善起来。因此，要形成一套操作性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长效运行机制，就必须要在教学管理上下功夫，从课程设置、课时规定、教材使用、课程管理、经费投入、成绩评定等方面给予组织实施保障和制度支持。只有这样，实践性教学的各项管理才能真正步入正规化、规范化的发展之路。

　　（三）教学手段不先进。教学形式就是教学内容的组织形式，教学形式决定教学手段，有什么样的教学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手段与其相匹配。目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组织形式仍然比较传统，基本上还是围绕课堂讨论、学生模拟教学、视频课件观看、社会参观调查等形式开展，采用的教学手段虽然告别了“一本教材、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几副挂图”的传统时代，进入了以多媒体教学为主体的电教化时代，但不少高职院校负责实践性教学的教师还没有真正适应新媒介环境，跟上网络和移动通讯技术快速发展的步伐，对QQ、博客、微博、微信、微课、慕课、智能手机等新媒介技术还比较陌生，对于如何利用这些新媒介工具来更好地服务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的组织和运行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新媒介环境的大背景下，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如何有效利用上述媒介给我们带来的便利，组织实施广受青年学生喜爱的现代交互式先进教学手段，使学生积极参与的主体性在实践性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值得我们思考。

　　（四)教学效果不理想。从调查研究的数据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效果不理想是各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最主要表现就是其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高职院校学生构成比较复杂，有中职上来的自主招生两年制的学生和“3+证书”的学生，有普高上来的高考招生的三年制的学生，有与本科院校联合培养的“3+2”的学生等。而高职院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时却忽视了这一“差异性”，对不同群体的学生采用同一个教学模式，没有针对不同的学生群体制定不同的实践性教学策略。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缺乏针对性的做法必然会造成实践性教学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面对当前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所出现的各种与新媒介环境发展格格不入的问题，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组织和运行的现行模式进行创新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如何在新媒介环境下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组织和运行进行创新，是摆在各高职院校面前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为此，高职院校就要充分考虑到实践教学主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新媒介环境，发挥新媒介对实践性教学的独特作用和功能，规范实践性教学的组织和运行，达到实践育人目的，就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和创新。

　　（一）适应环境，转变观念，清晰界定实践性教学活动内容。现行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通常由《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三门课程组成。要上好这三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达到教学预期的目的，纯粹地课堂理论性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要走实践之路，要适应新媒介环境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因此，高职院校要转变观念，不能把实践性教学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应把它跟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一样当作一门课程来看待，既然是一门课程就要考虑教学内容界定的问题。事实上，当前高职院校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实践性教学的教学内容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和界定，基本上都是停留在无教材无固定课时的状态下搞几个与理论性教学课内容相关的主题实践活动就匆匆了事，整个实践性教学内容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可见，要解决当前高职院校实践性教学存在的以上问题，首先就应清晰地界定与每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配套的实践性教学内容的问题，不仅要界定哪些内容属于课内实践教学内容，还要界定哪些内容应放到课外实践教学上来进行，更要考虑到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覆盖面，设置一些网上实践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运用新媒介技术，实现虚拟化实践教学。

　　（二）突出主体，注重结合，大力拓展实践性教学途径。高职院校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一改过去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做法，千方百计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中心，以社会为平台，以新媒介为手段”的开放式的教学组织和运行模式，不断拓展实践性教学途径。在新媒介环境下，除了采用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辩论）、读原著、写读书笔记活动、开校内调研活动、理论宣讲活动、社会调查活动、参观考察活动等传统实践性教学途径外，高职院校要在尊重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既要注重结合又要善用利用新媒介技术来大力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途径。“注重结合”指的就是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要与学生专业教育、社团活动、暑（寒）假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新生入学教育等活动结合起来开展，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场地和费用，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参加实践性教学活动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利用新媒介技术就是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介平台以及博客、微博、QQ、微信、MSN等新媒介工具，开拓网络虚拟社区，开展网上社会实践，如网上社会调查、网上缅怀先烈、网上红色旅游、网上主题讨论会等半岛BOB，不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途径。

　　梅罗维茨说过，“当一种新的因素被导入一种旧的环境中时，我们所得到的并非该旧情境加该新因素，而是一种新的环境。当然，新的程度取决于新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旧系统。1”新媒体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并且也改造着世界的结构，新媒体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深刻的影响也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巨大冲击，因为新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的对象大学生的影响巨大，新媒体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方式，对其思想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bob半岛·体育。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以其独特的优势，传播迅速。在传统的媒体环境下德育论文，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以书信、电话为主，在新媒体环境下出现了手机短信、QQ、MSN、飞信、邮件等新的交流方式，这使得交流的范围更大，交流的时间更自由，并且也可以利用这些方式与老师交流，把当面不好意思讲的话用这些方式表达出来，拉近了学生与老师距离，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期刊网。由于网络具有自主性、平等性、隐匿性等特点，使大学生能够无顾虑地通过网络与老师进行交流。网上心理咨询室、网上论坛及电子信箱的开通使用，既有利于提高思政工作者的服务意识，更是了解和帮助大学生解决一些敏感问题的途径，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增加其对老师的信任。

　　在传统的媒体环境下半岛BOB，学生获取信息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老师传授，学生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书籍、报纸、期刊获取很多信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更畅通，学生可以通过网络、电子期刊、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手机报等等来更快捷地获取更多的信息。新媒体一方面使学生获取信息的时间大大缩减，另一方面使学生获取信息的形式更为丰富，从单纯的文字、声音到图片、文字、声音为一体的多媒体信息。

　　大学生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 有更多的载体和方式来张扬个性、展现自我。、QQ 签名、个人空间、博客等新媒体技术下的“产品”，都为大学生表达个人情感、展示个性风格提供了载体。大学生在使用新媒体技术的过程中，追求平等、注重自我意识日益突显。在尊重、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沟通交流、信息往来，是大学生对新媒体技术认可的重要基础。

　　新媒体对整个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高校无疑也受到起影响。针对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应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粗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运用新媒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指导学生在网上制作班级网页和个人网页，在班级网页中设立公告板、讨论区，让大家对社会热点的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老师及时对价值观存的误区给予纠正德育论文，班级的事情师生之间通过讨论版进行充分讨论，一方面疏导某些学生的不良情绪，另一方面便于老师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便于指导以后的工作。

　　从人的成长历程看，家庭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家长，对于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影响很大，所以要充分发挥家长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老师可以通过电话、短信、QQ等途径bob半岛·体育，与家长及时沟通学生在学校的情况，出现问题让家长知道并协助解决，不要等到学生出现严重问题了，家长才知道学生的情况！

　　总在报告中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现在的大学生基本是90后的，他们是新生一代，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思维开阔，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半岛BOB，但同时也存在着容易冲动，思想不成熟，独立性、适应性差，过于强调自我，容易忽视责任的问题期刊网。正是由于当今大学生的这些特点，他们在学业、感情、人际关系方面很容易出现问题，传统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固然很好，但是有些学生不喜欢根老师面对面交流，他们会有很多顾虑，无法逾越师生之间的鸿沟德育论文，所以通过新媒体可以方面与学生更好的交流，从而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个建立QQ群，飞信群，或者通过邮件，可以在网络上与学生交流，这样学生感觉更加轻松，容易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意见，便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教学和生活管理工作，渗透到各项教学管理和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去，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个教学环节中去，真正做到教书育人。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心理素质。要注意网络发展趋势和所产生的社会道德问题，把“网络法制教育”和“网络道德教育”作为高校德育的新内涵。要深入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在校园中营造浓厚的人文精神氛围，为日益个性化的大学生提供广泛的人际交往舞台。要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使他们在对社会不良现象的分析中自觉增强免疫能力。

　　[1] [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18.

　　[2]徐万彬，李志勇，朱长征.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思路探索[J].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2006(1).

　　[3]韩风.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7).

　　教师可以共享网络中的各种信息，结合自己对社会发展规律及学生成长规律经验，将政治课堂教学内容与时事进行紧密联系，以达到教师与学生间的相互促进效果。网络的时效性能够帮助教师把握时事，国内和国际上正在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新闻都是政治课最好的教育资源。此外，教师可以通过开展网上论坛来与学生进行交流，这不仅能够扩大教学阵地，将政治课趣味化，还能够与其他学校的教师进行教学心得交流与沟通。

　　仅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解及书本上的知识很难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并提高其实践能力，学生多通过自己的积极主动探究和体验来获得实践能力，网络环境则十分有利于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在网络环境下进行教学能够突破传统教学的体制BOB半岛，极大拓宽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为开展探究性学习提供有利条件半岛BOB。教师在网络环境下教学，通过提出问题并引导学生选择多种方式进行资料的查阅，并对问题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分析，进而解决问题。

　　于网络的普及性，当前大多数青少年对网络十分熟悉，其海量的信息资源能够帮助政治教师将所教授课程进行延伸，以弥补教材的局限性。学生普遍对网络中的实时信息很感兴趣，教师可以结合时事政治，通过身边所发生的事情与理论知识相融合来进行授课，能够很好的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学生真正掌握教材内容。例如在进行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地位教学时，可以结合网络中的时政新闻来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更多的信息。

　　对网络技术进行良好的运用有利于实施个性化教学，教师可为学生提供一些有效网址来帮助学生完成学习目标，并通过督促其自主安排学习进程来实现因材施教。传统教学中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位置，教师则以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模式师生互动较少。而网络教学不仅具有交互性、个性化和自主性特点，使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交流更加通畅便利，还能够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观念。鉴于当代初中生对国家大事比较关心，且其对新知识与事物具有极大的好奇心理，教师可因势利导，让学生结合教材知识点对一些国内外热点问题通过网络进行搜集整理，并分组讨论，从而实现学生的主体性。

　　网络教学是作为一种教学辅助工具存在的，因此运用网络教学时要把握尺度，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网络教学的适用性与科学性体现在，结合教学内容来有选择的进行多媒体或课件网络教学，而非将所有教材内容都进行网络教学。使用网络教学应坚持适度、适用、经济高效原则，避免简单运用网络来对学生进行“狂轰滥炸”而与网络教学初衷相背离，要把握教学目标，以网络为辅助手段来真正使学生掌握教材的重点和难点。

　　在进行网络教学时应该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政治课这一学科的特点，教师要谨记教师为主导、学生是主体的教学理念来正确、适当的运用网络以增强课件的交互性，使课堂教学顺利进行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网络教学在现代教学手段中占据重要地位，有着其突出的特点，但传统教学也有着其自身优点，因此，教师在进行政治课教学时，应注意将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的优点进行结合，在课堂中通过多种教学手段来进行教学，最终达到真正提高教学质量与效率的教学目标。